王德三

发布于 2017-12-08 08:33:12

  王德三(1898.8.31—1930.12.31),原名王懋廷,字正麟,笔名正零,化名齐人、林登等,男,汉族,云南省大理州祥云县人,早期中共党员,革命烈士。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共陕北特别支部书记、中共陕北地区党团混合地委书记、中共北京区委委员、黄埔军校第三期政治教官、国民革命军第三军留守处政治工作人员训练班主任、中共云南省特委书记、中共云南省临委书记、中共云南省委书记、中共迤南特别区委书记等职,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求索的路

 

  王德三出生于一个耕读世家。其祖父被誉为“德冠儒英”“滇西人瑞”而称道乡里,而且治学有方,治家甚严。王德三兄弟年幼时均受教于祖父,每日“食已,督入课室,诵读讲说不倦,东方未明,便促吾兄弟卧诵前日所读诗,偶有过失,则正言作戒”。然而,祖父的管教又过于拘谨保守而使后辈们常为之不满。王德三的父亲则是一位豁达开明的人,主张把儿子“送到社会上去”,让他们在艰难困苦中,在各层的社会中去增加阅历,求得知识,培养冒险勇敢的精神。所以,他先后支持王家三兄弟王复生、王德三、王馨廷外出求学,让他们在激荡的社会风云里经受锻炼和考验,望他们成为于社会、于人民有用的杰出人才。

  1913年春,王德三的胞兄王复生离开祥云,考入大理中学读书。在那里,他接触到了比家学广泛得多的新知识,眼界大开,遂写信约王德三也到大理读书。王德三征得父亲同意后,亦到大理入高等小学就读。小学毕业后升入省立第二师范学校。王德三学习极为用功,每天早晨3点就起床读书。他酷爱数学,考试成绩总是100分;他又爱读中国历代古籍,作文写得也很出众。在一次作文中,他怀着深厚的爱乡之心,以工楷笔墨,详细记叙了他在家乡从小目睹和亲身实践过的土碱生产过程,并提出了“倘能改良制法,加之香料,饰其外观,则此质良用广之物,自可畅销各地,其为利当百倍于今日”的见解,得到师友的赞扬和好评。王德三不仅学绩超群,而且性格刚强,正直勇敢。他曾因公开纠正教课先生的板书错误而引起先生的不满。师范学校二年级时,又因维护正义,带头打了巡警,闹了很大的风潮,以致不能在大理存身,遂约一名同学跑回家乡,向父亲提出要转学到省城昆明。开明达理的父亲并没有责备他,反而欣然同意支持。1919年4月,王德三转入昆明成德中学插班续读。

  这时,由于新文化运动和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云南各族先进知识青年冲破封建主义的禁锢,日益觉醒。他们中的一些先进分子开始学习、宣传马克思主义,决心向苏俄学习,走俄国人的道路,以争取中华民族的解放,一些进步学生先后在昆明创办《尚志》杂志、《救国日刊》,传播新文化,宣传反帝爱国斗争。这些刊物给王德三的思想注入了强烈的新鲜气息。与此同时,在北京大学读书的胞兄王复生也直接给王德三寄来了《新青年》等进步刊物,使王德三更加受到激励、鼓舞和启发,更加关切地注视着祖国的危亡,考虑着人民的前途,寻求着指导行动的真理。1919年5月4日,北京爆发了空前规模的反帝爱国运动,提出“内除国贼、外抗强权”的响亮口号。5月中旬,昆明收到北京国民大会关于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和北京学生发动抗议活动的通电,刊登五四运动消息的报纸也从省外陆续传来,云南学生为此而震怒,纷纷组织串联,呼吁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忧国忧民的王德三也敏锐地意识到,这是中国发生的一个重大事件,于是提笔给父亲写了到昆月余后的第一封信,信中写道:“今北大学〔生〕目睹外交失手青岛,与各密约之,争回将归泡影,乃兴义忿,〔声〕讨卖国贼曹汝霖〔外交总长〕、张〔章〕宗详〔祥〕、陆宗舆等,火曹宅,伤章宗详后,政府将大学生逮捕廿余人,后经教育总长出保,各省教育界及在外国留学生均纷纷电京,而蔡校长则愿入狱自代,想不日即有消息。”“省垣亦将于星期日开青岛问题联合会,校中举代表2人。”在信中,他发出了“不能自立而依人图存者,鲜能得美满之结果”的感叹,鼓励家中“诸弟早自勉乎!”接着,昆明成立了云南学生爱国会,联络各校学生,抗御外侮,抵制日货,呼吁争回青岛主权,并发起召开有各界人士参加的国民大会,举行游行示威;学生们纷纷上街下乡进行演讲宣传。王德三积极投身于响应五四运动的活动中,经受了锻炼和考验。在斗争中,他日益认清了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认识到了人民群众的力量。为了更加深入地学习和了解马克思主义,直接投身于反帝反封建的爱国革命斗争,他向往五四运动的发源地——北京,立志投考北京大学。

  1920年,王德三毅然奔赴北京,经过1年的补习,考入北大预科班。这一时期,王复生与邓中夏、罗章龙等人在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时任北大图书馆主任李大钊的指导下,酝酿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以团结更多的革命知识分子,学习和传播马列主义。1920年3月,由王复生等17人发起,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立,这是中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团体。王德三积极加入该会,广泛、系统地钻研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同志们共同讨论中国的社会和革命问题,讨论众多的社会主义流派问题,并和王复生一起共同担任法文组的翻译,夜以继日伏案工作,翻译和注释马列主义著作,为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他还和王复生、王有德(云南砚山县平远街人、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发起人之一)一起,步行到北京郊区门头沟煤矿一带,与工人群众接触,调查了解中国工人的状况,在工人中开展革命宣传,进行了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具体革命实践相结合、革命的知识分子与工人阶级相结合的探索和实践。在革命前辈李大钊、邓中夏等人的直接培养教育下,经过革命理论的学习和斗争的锻炼,王德三的思想产生了巨大飞跃,他由一个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转变成为一个具有共产主义觉悟和马列主义水平的无产阶级战士。1922年,经邓中夏介绍,王德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陕北建党

 

  王德三和王复生在北京读书期间,其费用完全由兄弟两人轮流到陕西任教,互相接济。1923年秋,王德三前往陕西咸林中学任教,以替换王复生回北京读书。在该校,他广泛团结进步师生,启发他们的觉悟,宣传马列主义,并兢兢业业教学,深受学生们的拥戴。1924年秋,王德三返回北京准备继续完成学业,这时,中共北京区委正筹备在陕北建党的工作,计划由先期派往陕西任绥德四师校长的共产党员李子洲邀请王德三到该校任教,共同完成建党工作。经党组织派遣,王德三应聘前往。在绥德四师,王德三与李子洲密切配合,从改革教育制度入手,大量增设政治和科学课程,利用课堂课外,大力宣传马列主义,传播进步思想。很多当时的学生对他的教学记忆犹新,有的回忆说:“同学们最敬爱的是王懋廷。他首先给我们选讲《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和很多有关新时代知识的课程,课外不时和同志们谈话接触,给同学们介绍阅读《中国青年》《政治生活》和《向导》,帮助各班学生各自成立了各种学习讲座会、讲演会、辩论实习会、文娱演习会等”,“他介绍和发展许多进步同学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并具体部署他们调查社会情况,看革命书籍。”在教师中,王德三也积极审慎地开展工作。当时,和王德三同住一室的是共进社社员、进步教师田伯英,王德三经常与他交心,介绍《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新青年》《向导》《中国青年》等进步书刊给他阅读,并鼓励他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使田伯英成为在陕北地区入党最早的党员之一。此后,王德三和李子洲在陕北地区发展了一批党、团员的基础上,1925年春,绥德四师成立了党支部,这是陕北地区第一个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以绥德为中心,党支部又继续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开展工作,领导开展大革命初期陕北地区的革命斗争。一时,绥德四师成为陕北人民特别是广大青年向往之地,被誉为“陕北的上海大学”。为进一步发展党的组织,开展陕北各县的革命斗争,王德三又亲自奔赴榆林等县,深入各中学和群众中开展工作,培养革命力量,发展党、团员。著名的人民英雄刘志丹,就是这时王德三亲自培养介绍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王德三怀着火一般的革命热情,点燃了陕北最早的革命火种,靠他的艰苦开拓和其他同志的努力,陕北地区的党、团员不断增加,革命力量日益壮大。1925年2月,中共陕北特别支部成立,王德三任特支书记。6月,陕北地区党、团混合地委成立,王德三任地委书记。在中共北方区委的直接领导下,王德三积极领导陕北人民开展工农群众运动,响应上海工人的五卅斗争。他工作刻苦认真,踏实负责,善于团结同志,倾听各方意见,决策果断,行动坚决,受到同志们的崇敬和好评。1925年7月,王德三完成了在陕北建党的任务后,奉调回北京。面对即将离别的建立了深厚友情的同志和战友,特别是曾经对同学们进行了革命启蒙教育、将他们领上了一条共产主义光明之路的导师,战友们、同学们依依不舍,合影留念。王德三在陕北地区宣传马列主义,创建党、团组织的杰出贡献,为陕北人民世代传颂,青史永存。

 

战斗在大江南北

 

  1925年7月,王德三回到北京大学复学后不久,他一直十分关切的云南旅京学生的进步组织云南革新社,在王复生、杨青田等人的发起和组织下宣布成立,王德三随即参加了该社的组织领导工作。10月1日,云南革新社半月刊《革新》创刊,王德三将它作为宣传革命,鼓动、团结云南青年的重要阵地,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和精力,为该刊撰写文章。在《革新》第一期上,王德三同时发表了2篇文章,在《告云南青年》一文中,他满怀热情地写道“在产业落后的中国,尤其是在交通闭塞的云南,我们要从事国民革命,第一步就要从团结勇进的青年入手,而中学阶段的青年,尤其值得我们注意。他们是失业者,他们是被压迫者,他们对于现实社会感到很深的痛苦,他们客观上具有革命的条件。我们应该提携他们,团结他们,引导他们,用团体的精神鼓励他们,使他们为社会的及个人的利益而向前进步,向前奋斗。在教育上,我们用团体的精神,砥砺维系,防止青年的堕落;在社会上,我们组织成勇敢激进的战士,作国民革命的前锋”。他号召“云南被压迫的青年们,……打起精神,团结到革命的旗帜下来,改造压迫你们的社会;你们应该觉悟,要想免除你们的压迫,必先改造你们的社会,你们应该相信你们的力量之伟大,把改造社会的责任放在肩上。你们应该知道你们的出路只有革命,革命如不实现,一切事业都是建筑在沙滩上的。你们的财产,土匪随时可以劫去;你们的生命,军阀随时可以危害。社会秩序日益崩坏,经济状况日益紧迫,几百万被压迫的云南民众,已经等着你们的引导,去实行国民革命了。青年们,中等学生们!认清你们的出路!走上你们的出路罢!”这些发自肺腑振奋人心的呐喊,促进了云南青年的进一步觉醒。几乎在《革新》的每一期上,都有王德三向云南青年宣传马列主义,宣传国民革命,引导他们认清形势,动员他们参加革命的文章,在国外的云南学生和省内青年中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在云南革新社的号召下,一批在上海、南京、武昌、广州、天津以至日本的云南学生纷纷加入了云南革新社,在很多地方成立了云南革新社分会。王德三和王复生、杨青田等人积极领导社员开展学习研究马列主义的活动,举行定期或不定期的聚会,研讨革命理论和中国革命问题,组织广大社员参加学生运动、关税自主运动、推翻段祺瑞政府的首都革命以及反对英、日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张作霖、吴佩孚的斗争。各地社员通过学习和革命斗争锻炼,提高了思想政治觉悟,很多人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为云南建党培养了干部。

  王德三回京后,先后担任中共北京区委委员、北京团地委委员和经济斗争委员会书记等职。他深入到工人群众中,对北京产业工人及职业工人的生活、工作状况进行了详细的调查研究,并参加了北京工人运动的领导工作。他热情赞扬日益兴起发展壮大的工人运动,认为这是革命“主要的动力”,因为“他们都是最勇敢前进的前锋,他们的政治观点非常清楚,他们明白无产阶级的使命。他们开始擎着北京总工会的旗帜,与军阀奋斗,与卖国政府、交通系政客、资本家、右派及东交民巷帝国主义的政府奋斗。他们在重重敌人包围中,勇敢作战。他们开始替代了小资产阶级的大学生,领导北京的民众运动”,他们将“担负起民族革命中的领导责任,领导工人及被压迫的民众,走向世界革命的道路”。

  1926年初,在全国革命形势逐步高涨的时候,王德三十分关心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云南各族同胞,准备回云南开辟党的工作。三一八惨案发生后,形势发生新的变化,为了把北京的革命力量逐渐转移到全国各地,同时,加强广东革命根据地工作,进一步做好北伐的准备,党组织决定派王德三到广州黄埔军校任政治教官,王德三受命前往,在第四期学员中讲授政治课程。在授课中,他把马列主义的基本理论结合中国革命的具体情况,进行深入浅出的讲解。他在讲“帝国主义”问题时,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阶级分析的方法,以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全面论述了关于帝国主义的产生、发展、灭亡的历史发展及其规律,然后他讲道:中国所不得自由、不能平等就是因为受帝国主义者的压迫及军阀的扰乱,所以国民革命之策略在于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军阀是帝国主义的副产物、帝国主义者劫掠中国的工具,打倒军阀不过是打倒帝国主义工作中之一部分的工作。王德三的讲授和宣传,使北伐将士明确中国国民革命的意义,更加自觉而坚定地投入打倒封建军阀、打倒帝国主义的斗争。王德三精深钻研马列主义和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贯穿于他一生的著作文章之中,而他也正是以一个具有较高理论水平的实干家的形象镌刻在人们的记忆里。

  王德三在黄埔军校任教期间,为了帮助国民革命军第三军(滇军)培训政治工作人员,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与第三军参谋长黄实接洽,商议决定在第三军军官学校校址(广州大沙头)举办政治工作人员训练班(简称政训班),学员大多是新滇社和云南青年努力会成员,王德三兼任班主任。他亲自讲授马列主义基础课,还聘请在广州的著名共产党员、进步人士、广东早期农民运动领导人阮啸仙和罗绮园,省港大罢工领导人李森,共青团广东区委书记李求实,妇女运动的领导人廖梦醒,共产党员韩麟符等到训练班讲课,并在学员中培养发展了28名中共党员。经过3个月的培训,学员们的政治觉悟有了很大提高。学习结束后,他们中的大部分人进入第三军、第十六军做政治工作,在北伐中作出了贡献。另外10余人以后随王德三回到云南,在云南的革命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燃起云南的革命烈火

 

  1926年秋,为了在云南建立中共地下组织,开展革命斗争,推翻唐继尧的军阀统治,消除北伐后方的最大隐患,以适应革命大发展的需要,中共广东区委指派滇籍党员李鑫回到云南,于11月在昆明建立了中共云南特别支部。特支按照广东区委的指示,开展以推翻唐继尧的统治为主要目标的各项斗争。他们一方面在人民群众和各阶层人士中充分揭露唐继尧军阀政权反对孙中山三大政策,与北洋军阀遥相呼应,与革命力量相对抗,实行专制黑暗统治,加紧对各族人民的剥削和压迫,使经济濒于崩溃的罪恶;一方面广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策动与唐继尧有尖锐矛盾的蒙自镇守使、第二军军长胡若愚,昆明镇守使、第五军军长龙云,昭通镇守使、第十军军长张汝骥,大理镇守使李选廷,于1927年2月6日发动政变,结束了唐继尧在云南的统治,从而有利于北伐的形势发展,为云南革命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条件。为了加强云南地下党组织的工作,在云南掀起更大的革命斗争高潮,中共广东区委又指派王德三带领广州大沙头政训班部分学员回云南工作。

  1927年2月中旬,王德三回到了阔别多年的家乡。这时,他已从一个血气方刚、踌躇满志的青年学生,变成了一个历经考验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干部。他一到昆明,就凭着多年来对云南情况的关心和了解,得心应手地开展工作。首先,根据上级指示,调整加强了云南地下党组织,成立了中共云南特别委员会,王德三任特委书记;为适应群众运动的需要,设立了学运、军运、民运等委员会;创办了特委机关刊物《日光》周刊。王德三还协助以国民党中央云南党部筹备员身份回到昆明建立左派国民党组织的王复生,在李鑫等以前工作的基础上,在云南成立了中国国民党云南临时省党部(左派)。他和王复生密切配合,利用国共合作的有利形势,举办党、团员和进步分子学习班,培训革命骨干。在中共西南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云南国民革命运动迅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革命高潮,全省学生联合会正式成立,统一领导全省的学生运动;农民运动发展迅猛,全省先后有10多个县建立了农民协会,并在此基础上成立了云南省农民协会;党组织领导广大被剥削压迫的各族农民群众在农村展开了反对封建主义剥削压迫的斗争;云南妇女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和组织下,勇敢地冲破重重枷锁,第一次作为一支势不可挡的革命力量登上了政治舞台,以公开的形式大规模地纪念三八妇女节,并与破坏妇女运动的国民党反动派展开了英勇的斗争。在工业发展比较缓慢的云南边疆,王德三等从实际出发,深入调查,先后在一些手工业以及一些产业工人集中的锡业、铁路工人中成立了18个工会组织,成立了昆明总工会,开展了多种形式的宣传工作和革命斗争。此外还派出党员到滇军中开展工作等。云南边陲点燃了熊熊燃烧的革命烈火。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公开背叛革命,发动反革命政变,疯狂屠杀共产党员和工农群众。7月15日,汪精卫控制的武汉国民党中央也公开背叛了孙中山的国共合作政策和反帝反封建纲领。在“宁可枉杀一千,不使一人漏网”的反革命口号下,全国陷入了血海横溢的白色恐怖之中,云南蓬勃发展的革命形势面临着严重威胁,年轻的云南地下组织面临着严峻的考验。王德三在冷静地分析了云南形势以后,正确把握住云南军阀尚在争权夺利进行角逐、还无力全面对付共产党的有利时机,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雄才胆略,继续领导云南人民开展革命斗争,并取得重大胜利。1927年5月11日,云南当局秉承蒋介石、李济深的密令,在昆明逮捕共产党人、国民党左派人士及各群众组织的领导人王复生、李鑫等20余人。大逮捕发生后,王德三立即组织营救,通过各界群众组织游行示威请愿,抗议非法捕人,要求保障人权,立即释放被捕人员。在社会舆论的强大压力下,龙云被迫先后释放了大部分被捕师生,但仍扣押王复生等6名“首要分子”并呈报南京政府,准备杀害。在这个紧急情况下,王德三又有力地利用胡若愚对龙云擅权不满的矛盾,发动党、团员策动胡若愚联合张汝骥等发动政变,囚禁了龙云,使胡若愚重新出任省务委员会主席。趁胡若愚收买人心、标榜彻底改革云南政治之机,在王德三领导下,党组织通过多种关系将王复生等6人及时营救出狱,进行转移,从而使国民党反动派第一次在云南的镇压活动彻底失败。7月下旬,蒋介石又亲自派遣其特使李宗黄来昆调解龙云、胡若愚矛盾,促其停止战争,拥蒋反共,镇压西南仍在继续开展的革命运动。王德三和同志们商量后,决定发动群众,揭露其反动阴谋,驱逐李宗黄。他们发动学生上街演讲,揭露和声讨蒋介石背叛孙中山的反革命罪行。11月3日,成德中学共青团员梁元斌等人在昆明武庙街附近演讲,被李宗黄的卫队枪杀。王德三及时抓住李宗黄的这一罪行,组织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驱逐李宗黄的斗争。这时,龙云击败对手,重掌云南军政大权,他的野心是独霸云南,不满意蒋介石调和龙、胡矛盾的平衡政策,再则胡若愚集团武装仍在窥视行动,他需稳定人心,巩固地位,因此对云南地下党发动的追悼梁元斌、抗议声讨李宗黄的斗争采取了默许和骑墙态度。王德三又利用这一时机通过马逸飞、黄明俊等对龙云部下卢汉等开展工作,争取他们的支持。11月8日,在龙云的默许和支持下,王德三和地下党的领导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发动组织各界群众万余人,在昆明南校场召开云南农工商学兵联合救滇大会。卢汉师、朱旭师的部分官兵也被动员前来参加大会。大会通电声讨李宗黄枪杀梁元斌的罪行,要求予以拘捕,依法治罪。会议发表宣言,号召云南人民“用血的反抗精神,去冲破既往的封建余威和日前的黑暗局势”。经过几个月的持续斗争,李宗黄无法在云南立足,溜回南京,云南地下党取得了抗蒋驱李的重大胜利,使国民党统治集团在云南策动“清党”的计划又一次破产。李宗黄被迫离开云南时,气急败坏地说:“在全国,共产党已经渐渐消灭,而本省共产党反如旭日之东升”。这充分说明了在全国革命处于低潮的形势下,云南革命仍蓬勃发展的局面,也充分体现了云南地下党领导人王德三的卓越领导才能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

  在远离党中央的边疆民族地区,王德三按照党的方针政策,结合云南实际,领导人民群众进行革命斗争取得重大胜利。但是,云南地处边陲,交通不便,战斗在云南高原的地方党组织,要与党中央进行联系十分不易,党中央的指示也往往要很长时间才能收到,但是王德三仍想尽一切办法坚持经常向党中央用书信或派人汇报云南情况,请示云南工作。对于党中央的每一个指示,他都结合实际,认真贯彻。1927年12月,王德三才收到了中央八七会议的有关文件,党中央确定的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方针,为云南人民革命斗争的深入发展指明了方向。王德三立即召开特委扩大会议进行传达,他表示:“完全接受中央紧急会议的决议,决定走土地革命、武装暴动的道路,把党的工作重心转向工矿、农村,停止在滇军各师政治部的工作,去做深入工农群众的艰苦工作,领导工人的日常经济斗争,领导农民作减租减息斗争,打倒土豪劣绅,党的大门向工农打开。”为适应斗争形势和组织发展的需要,会议选举产生了第一届中共云南省临委,书记仍由王德三担任。会后,王德三又在昆明举办党员训练班,培养工运、农运骨干,准备开展深入的农村斗争。

  1928年1月,在龙云击败对手,取得了国民党中央的承认和对云南的较稳固的统治政权后,为了投靠蒋介石,扑灭反帝反封建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开始对共产党和革命人民实行镇压。他在全省建立了“清共委员会”,下令通缉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人士,白色恐怖笼罩昆明。在这一紧急形势下,王德三当机立断,将正在举行的训练班提前结束,把大批党、团员派往全省各地工矿、农村开展工作。就在地下党紧急疏散干部时,1928年1月,敌人突然逮捕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数十人,3月20日,又将逮捕的共产党员赵琴仙、罗彩、陈祖武沿街示众后杀害于昆明地台。这是云南反动当局对共产党人实行残酷镇压政策的开端,是反革命向革命的严重挑战。面对敌人的屠刀,王德三义愤填膺,他对牺牲的战友发出自己的豪壮誓言:“拼着这傲逆的头骨,粉碎束缚着人的锁链”“让镰刀斧头的红旗,飘扬在你的家头,英特纳雄耐尔的歌声荡漾于你们的四周!”他决心以更加努力的工作和战斗,去完成先烈们的未尽之志。

  1928年2月,面对云南反共高潮的新形势,王德三决定亲赴上海,向党中央汇报请示工作。到上海后,党中央指定他赴莫斯科出席党的六大。临行前,王德三与胞兄王复生在上海相遇。王德三向王复生转告了中央要王复生到东北开展工作的指示后,就急忙踏上了北赴莫斯科的路程。一路交通不便,又要应付敌人重重关卡,王德三历尽艰辛,辗转行程三四个月,终于到达列宁主义的故乡——莫斯科。王德三到会时布哈林和瞿秋白的报告已经讲过,他为没有能听到而感到十分遗憾。在听了同志们的发言和看了材料后,他结合几年来领导云南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认真、中肯地提出了党与群众的关系隔离、“党的力量在白色恐怖下削弱了”以及存在的左倾盲动主义是党内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要巩固党、抓住群众,“加强党在群众中的领导”;要“准备暴动”,但反对在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即刻暴动。他以自我批评的精神检查了云南党的历史太短,革命运动的发展不能跟上中央的政策,而在组织暴动的问题上,受了盲动主义错误影响的深刻教训。王德三的发言,对六大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纠正党的建设脱离群众的倾向和左倾盲动主义倾向,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在讨论农民与土地问题时,他指出李立三的报告中没有明确农村阶级的划分,提出了应以土地关系来划分农村阶级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他从这一观点出发,对中国的土地关系的几种形势进行了分析,对地主、自耕农、佃农、雇农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我们党应该依靠和团结的力量、应打击的对象等问题进行了深刻的阐述。此外,他根据在云南深入了解的情况,提出了在农民土地问题上的两个重要部分,应加以重视,予以补充,一是中国社会发展不平衡,农奴虽不是普遍的,但很多地方是有的,在云南“占人口五分之二,即百分之四十”,而且大多数是少数民族;二是中国的少数民族问题,“在农民问题中是很重要的问题”,云南、贵州、四川的落后民族,在民族感情上,很易团结,他们的斗争、反抗是很有力的,因此是值得注意的。会议期间,王德三参加了宣传、财政等所有委员会的工作,并怀着深厚的革命感情,亲自为云南的赵琴仙、罗彩、陈祖武3位烈士写了传记,热情讴歌宣传烈士的革命精神,特别是对罗彩的一生,给以“一个被开除的党员而能为共产主义奋斗至死,死时呼‘共产主义万岁’,真可算得是无产阶级前锋的忠勇的战士”的高度评价,充分反映了王德三的坦荡襟怀及对战友的崇敬怀念。六大闭幕后,王德三和罗章龙一起从莫斯科回国,途经哈尔滨,在楚图南住所与楚图南及已到达东北哈尔滨特区铁路第三中学教书的胞兄王复生再次相聚,4位战友叙谈六大精神,深受鼓舞,互相勉励,情深意切。这一次聚首,成了王复生和王德三兄弟的最后永诀。

  1928年11月11日,王德三从莫斯科回到云南,他随即向党组织传达了六大精神。之后,又亲临各地巡视,到滇南的蒙自、个旧、阿迷、芷村等地召开支部会议,传达会议精神。当他了解蒙自阿加邑组织秋收暴动,因组织不严密和缺乏经验而未能实现的情况后,又于12月11日在昆明主持召开省临委第三次全委会议,进一步深入学习六大精神,总结阿加邑暴动的经验教训。他肯定阿加邑起义“是我们党在云南“清共”后,第一次用土地革命的口号号召农民,在暴动的政策下领导农民的第一次斗争”,给予了云南党部一些斗争的实际经验与教训,并总结了领导组织上的问题,主要是“群众基础非常薄弱,党不懂得群众的要求,不了解领导群众的方式,不注意群众的政治调动等问题”,从而提出加强群众工作,加强党的建设的任务。

1929年1月初,云南籍党员张永和从上海奉命调回云南工作,他带回了六大的全部文件。为全面贯彻六大精神,进一步健全和加强党的领导,省临委又在昆明召开扩大会议。会议改选了临时省委,由张永和任省临委书记,王德三为中共迤南特别区委书记。

  王德三到云南后,一直在云南地下党担负主要领导,当党组织决定要他负责一方面的工作时,他表现了高度的党性原则,坚决执行组织决定,以无产阶级实干家的姿态投入到具体工作中去。迤南地区是云南地下党开展工作较早的地区,这里聚居着多种少数民族,也集中着大量的锡矿和铁路产业工人。早在王德三初到云南工作时,就十分注意滇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工作。他在省临委专门组织了少数民族问题委员会,讨论迤南问题,并在亲自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主持制定了《少数民族问题大纲》,提出党“应注意少数民族斗争的领导”,提出各民族在政治上、经济上有平等地位等观点,这是中国共产党对云南少数民族问题的第一个纲领性的文件,对中国共产党民族工作的理论发展及其指导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王德三正是充分认识了云南多民族成分的政治经济情况、而怀着对各兄弟民族的深厚阶级感情,去做艰苦细致的民族工作。他亲自编写的《夷经》,以苗族同胞为主要宣传对象,以朗朗上口的民族语言,宣传少数民族受剥削压迫的原因,鼓励他们“齐心联合挣天下”“土地革命世界新”,因而在滇南少数民族群众中产生了极大影响。他深入到民族村寨,组织起“兄弟会”“农民联合会”,身体力行地实践他在六大提出的“联系群众、发动群众”的主张,为党在边疆民族地区的工作开辟了道路,探索了经验。在个碧铁路,王德三亲自主持制定了《个碧路加薪斗争工作大纲》,领导了全路工人要求加薪的罢工斗争并取得胜利,从而极大地鼓舞了滇越铁路、个旧锡务公司工人的斗争热情,甚至带动了铁路军警发动要求加薪的斗争,这些斗争也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胜利,扩大了党在工人群众中的影响。

  1929年5月1日,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省临委又重新确定省临委书记仍由王德三担任。王德三继续在全省范围内抓紧发动、组织群众的工作,在昆明和滇东北、滇南、滇东南的许多地方建立了各种形式的群众组织,并以多种方式开展斗争。同时,积极准备发动武装起义。为了在陆良准备武装暴动,王德三多次到陆良视察,制定陆良工作大纲,对统一战线工作和群众工作进行具体安排部署,并特别提出要反对左、右两种倾向的问题。陆良党支部根据王德三的指示,加强对农村青年中禁烟禁赌会等组织的领导,团结了大批各族群众。在王德三的领导下,1929年底全省党组织获得很大的发展。

  1930年1月,经党中央批准,云南省临委召开扩大会议,正式选举产生了中共云南省委,由王德三任书记。会后,为了进一步加强全省工作,省委决定建立巡视员制度,加强对各地工作的指导。接着,王德三又派李希白等到陆良工作,建立中心县委,积极进行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并领导部分小学师生开展了反对地霸的斗争,取得了一定胜利。

 

血沃高原,魂系桑梓

 

  就在中共云南省委成立的同时,国民党云南当局加紧了反共的步伐,成立了云南省党务指导委员会,由蒋介石指派其亲信参加,通过所谓“严制反动”的反共提案,向地下党和革命人民发起猖狂进攻。1930年4月,由于共青团省委交通员彭祖祜和省委候补委员陈家铣先后自首叛变,中共云南省委的3个秘密地址被敌人破获,省委组织部长刘平楷和许多同志先后被捕,在昆明的省委机关完全遭到破坏。在滇南巡视工作的王德三获悉这一情况后,十分焦虑而又镇静,立即在马关八寨召开省委紧急会议,认真总结省委机关被破坏的八条教训,又派张经辰去上海向党中央请示汇报工作,接着又帮助陆良县委迅速组织武装暴动,以打击国民党反动派的嚣张气焰。7月3日夜,陆良暴动枪响,地下党领导的农民武装英勇顽强,击毙板桥公安分局局长卢永庆和旧州分团守李兰亭等,但由于缺乏经验,两路部队内部配合不力,暴动没有能按预定目标发展,起义被敌人镇压下去。但是这次暴动震撼了国民党当局的统治,在人民群众中造成了强烈的影响。

  1930年末,蒋介石对中央红军进行“围剿”前后,在全国范围内,反动势力向革命人民发动了猖狂进攻。10月3日,龙云政府公布“共党自首”通令,发布清查共产党密令。在这场严酷的敌我白刃交战中,云南的许多共产党员先后被捕,坚贞不屈,壮烈牺牲,而也有个别意志不坚者走向了罪恶的深渊,成了万人所唾弃的叛徒。王德三满腔仇恨地用杂文形式公开抨击那些背叛革命的无耻之举,同时,继续顽强地坚持革命斗争。10月底,刚从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归来的省委宣传部长张经辰又遭被捕,关进监狱,云南局势日益险恶,敌人正张着血盆一样的口向着云南地下党的同志,王德三和剩下的同志处境已相当困难。这时,王德三不得不决定亲自赴上海向党中央汇报云南的紧急情况。由于当时从越南去上海的道路不通,他只好先回祥云,准备从滇西绕道缅甸再转到上海。在王德三与祥云的挑夫结伴前往祥云途中,不幸被隐藏在省委内部的叛徒王少猷出卖,致使王德三于1930年11月19日在昆明西郊长坡路口被捕。

  省委书记王德三被捕后,敌人如获至宝,想尽办法威胁利诱,妄图从王德三的口中得到云南地下党的秘密,完全消灭云南地下党,彻底扑灭云南革命的火种。龙云亲自审讯王德三,曾用厅长等高官厚禄诱惑,也曾用毒刑拷打逼供,他都没有屈服。王德三在冰冷阴森的监狱中写下了洋洋洒洒万言的《狱中遗书》。他在《狱中遗书》里告诉父亲:“你的儿子是人世上最刚强、有志气的人,他只知道人类、只知道社会,没有一点自私自利的习气。不独你的儿子自己相信,人们都把他看待成一个有志节有能力的人物。”面对刽子手的屠刀,他坦荡自如,视死如归:“儿自信没有做了什么对不起父亲,对不起人类的事情。儿非病死短命,是被人压迫去成仁就义。从表面看来,父亲活生生的儿子,儿媳最亲爱的丈夫,纪儿最伟大的父亲,被人夺去,是最可悲恸的事情。可是,父亲是最达观的人,古言说:‘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儿已处此境地,如果要偷生苟活,那就要做出些无廉耻的事情,那时你儿子又有什么脸在人世上?天下人听见云南就要骂王懋廷是个无耻的人;……儿现时只有拿定主张,把身子献给人类了。”

  “无情未必真豪杰”,共产党人也有丰富的感情世界,也有许许多多难以割舍的真情。性格刚烈的王德三是一个感情丰富的人。他爱自己的父母,爱兄弟姐妹,爱妻子,爱世上人民,爱灾难深重的祖国。他写道:“父亲,人们只知道儿是个钢铁般的硬汉,他们哪里晓得儿是一个最富感情、最柔肠的小孩子!”“儿最不放心的,就是那热爱难舍的媳妇,她为儿受尽一切人世的苦难,如果她一个人残存人世的时候,我不愿意她孤灯独守……想到那孤灯如豆、孤影读书的境况,我为她如何难堪……我爱到她的每一根头发。”“父亲和儿媳,你们看了这信,可以知道我为什么忍着心离开你们!……我希望儿媳、纪儿和侄儿们,勇敢地去做一个人!他们的丈夫、父亲和叔父学问很浅,性情偏执,可是他是一个真正的‘人’,值得他们永久纪念的!”何等坦荡的胸襟,何等深沉的情怀!柔情似水,玉壶冰心,炽热如火,苍天可鉴。这就是真正的共产党人,为了人民的翻身解放,他忍受着巨大的感情折磨,割舍了一切,慷慨悲歌,从容赴死。

  1930年12月31日,王德三和他的战友张经辰、李国柱、吴澄一起,在一伙全副武装的国民党士兵押送下,从国民党云南省政府所在地五华山走了出来。他们昂首阔步,大义凛然地走向刑场。在走完生命旅途的最后一程的路上,他们给这个世界留下了振聋发聩的时代强音“中国共产党万岁!”那响彻天宇的呼喊刺破沉沉黑夜,久久地在九霄回荡。簇拥在街道两旁的人们,含着悲愤的眼泪为英雄送别。在昆明北门外城墙脚的树林中,敌人罪恶的枪声响了,王德三和他的3位战友为了共产主义的壮丽事业献出了年轻的生命,把满腔热血抛洒在云南的土地上。边疆丛丛密林的松涛,为烈士的悲壮殉国狂啸怒吼;高原条条江河的浪涛,为英雄的慷慨就义放声悲歌。

  王德三的父亲在祥云听到儿子牺牲的噩耗,万分悲痛。这位坚强的银须老人千里迢迢奔到昆明,亲自将儿子的遗体重新安葬,为他立碑,但因悲愤交加,竟未能返回祥云就在昆明与世长辞。

  王德三始终热爱难舍的妻子马冰清,以惊人的毅力,完成着丈夫未完成的事业。马冰清被捕后,坚贞不屈;出狱后,继续斗争,对共产主义事业忠贞不渝。王德三唯一的儿子王纪中不幸于1937年被疯狗咬伤而后身亡。王德三胞弟王馨廷在反对北洋军阀的学生运动中负伤,于1924年秋在花季般的年龄中去世,年仅16岁。1936年,王德三胞兄王复生在东北被日本侵略者杀害。王氏兄妹,仅剩下小妹乔凤一人在家乡祥云,直到1977年去世。

  1930年底,中共云南地下党早期组织的领导人先后壮烈牺牲,全省数百名共产党员的鲜血,染红了云南高原的土地。但是,他们在云南播下的革命火种并没有熄灭,一些基层党组织和党员仍然继续坚持斗争。王德三和早期地下党员们气壮山河的英雄业绩,开拓了云南人民彻底解放的道路。他们的不朽革命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后来者,前仆后继,顽强奋斗,终于迎来了云南的解放。

  云南解放初期,昆明各族各界人民怀着崇敬的心情,将王德三的遗骨重新安葬在昆明黑龙潭后山。1983年,中共云南省委、省人民政府又决定新建烈士陵墓,以缅怀先烈教育后人。1984年4月4日(清明节),在黑龙潭公园内东山嘴的半坡上新建的王德三、吴澄、马登云烈士陵墓竣工,省、市有关单位、部门的负责同志、代表和烈士亲属等参加了迁墓仪式和新墓落成典礼,大家表示,要学习先烈的革命精神,为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而奋发图强,努力奋斗。

  (中共祥云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撰稿,本书刊用时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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