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鑫

发布于 2017-12-07 15:48:04

  李鑫(1897.10.12—1929.5.16),化名施鸿祥,男,汉族,云南省保山市龙陵县龙山镇月旺寨人,早期中共党员,革命烈士。中共云南组织创始人,云南早期党的杰出领导人之一,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云南省农民协会主席、中共云南省特委委员、中共云南省临委委员、中共迤南区委委员、中共迤南区委书记等职,中共云南第一次代表大会代表。

 

幼年及求学经历

 

  李鑫在七兄妹中排行第六,家庭经济来源主要靠耕种祖辈遗留下来的3亩田和父亲帮人念经的收入维持。李鑫幼年在龙陵二等小学(初级小学和高级小学)读书,刻苦用功,成绩较好。少年时代的李鑫,腼腆少言,沉静好思,学业优异。

  1915年初,李鑫和同学朱旭、冯云、赵子卿等一同离开家乡到昆明求学。春,士绅黄玉田等用赈灾余款筹建云南成德中学,2月,由发起人公举杨迥屡为校长,举行招生考试。3月,李鑫考入成德中学第一届甲班,本届学生160名。在校期间,受到“忠诚、公正、勇敢、友爱、互助、明责、节俭、谦恭、整洁、快乐”等十大信条的教育。

  李鑫在成德中学期间,正值全国人民愤怒讨伐窃国大盗袁世凯复辟,护国运动风起云涌之际。昆明是护国运动的策源地,李鑫在护国运动的热浪中深深感受到了民众反对封建专制、争取民主共和的革命气氛和热情。1918年12月,举行毕业考试,甲班学生及格者34名获得毕业证书,李鑫以优异成绩毕业。不久,五四运动给地处西南边陲的云南大地带来的民主、科学的新风,给李鑫耳目一新的感受。在爱国热情的激励下,他想去云南讲武堂习武,以实现救国救民的抱负,后因故未能如愿。

  在辗转求索中,李鑫体悟到,国家要富强,民族要昌盛,必须用农业科学技术改变农业生产的落后状况,这是国家的根本。于是,他怀着一腔科学救国的热情,于1920年前往南京求学,考入南京东南大学农学系。李鑫热情豪爽,诚恳待人,办事踏实,乐于助人,在同乡中“口碑载道,人人夸谈”。他学习努力,身体强壮,对人诚恳老实,大家都很敬佩他。李鑫的英文特别好,能会话,能看英文报,经常帮助同学学习英文。在南京东南大学期间,恰逢陶行知先生在东南大学授课,提倡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教学方法,要求学生到工矿、农村去,把理论知识同实际工作结合起来。李鑫把这一倡导铭刻在脑海里,在以后的革命生涯中付之于行动。

  1924年,李鑫从南京东南大学转到北京国立农业大学园艺系。李鑫到北京农大后,深知家庭供读的艰难。早在昆明成德中学读书时,家里把仅有的3亩田抵押给人耕种,把200元押金全寄给他做学费。他的妻子王老妹白天卖工帮人,晚上做针线活,缝鞋子卖,年复一年,积得200元钱,才把这份田赎回来。他到北京求学之际,已身无分文,王老妹只得把这3亩田全部卖掉,卖得800元钱全数寄给了他,而她从此只得卖工度日。为报答家庭的养育和支持之恩及实现人生抱负,他立志奋发学习。他对自己严格要求,学习和生活很有规律。每天清晨就早早起床,跑步、习拳、擦身,持之以恒地锻炼身体。他非常珍惜时间,严格按规定的时间看书学习,阅读书报。他在自己书桌旁的墙上,挂了一张“会客以5分钟为限”的字条。假如来人5分钟后还不打算走,他就会提醒说:“对不起,已经5分钟了!”由于李鑫精力充沛,好学上进,读书用功,成绩优异。

  在北京农业大学读书的云南同学有李鑫、李少竹、唐太昆、杨正元、侬淑玉、杨锦、郑易里7人。当时,在7人当中,李鑫爱好李大钊、鲁迅的作品,特别喜欢阅读马列主义书刊,他的思想最为先进,在他的宣传鼓动下,云南的7个同学成立了同乡会。李鑫“是一个极端崇拜科学的实行家”,晚上一有空就到郊区农村搞夜校,办了一个农业讲习班,成员有小学老师、学生及农民,还到农民家中家访,调查了解当地农民生产生活情况,农民亲切地称呼他“李先生”。

 

在反帝爱国斗争中成长

 

  五四运动的春雷给广大爱国青年带来了马克思主义,学生、工人反帝爱国运动方兴未艾,革命的新思想、新文化像磁石一样紧紧吸引着渴望进步的人们,大批青年为探求真理走上信仰共产主义的革命道路。

  1925年秋,李鑫同王德三、王复生等人一道,发起组织了云南旅京学生的进步组织云南革新社,这是一个以在北京高等学校就学的滇籍中共党员为骨干的左翼学生进步组织,以后又在北京、上海、武昌、广州等地设立分社。云南革新社总社设在北京,社员总计达150余人,总社负责人主要是王德三、李鑫、王复生、杨青田,北京分社的负责人是李鑫、杨立贤、张经辰。1925年10月1日,云南革新社创办了社刊《革新》,《发刊词》宣称云南革新社以“团结云南革命青年,砥砺训练,钻入社会的中心,作根本的、实际的改造”为宗旨。王德三在《革新》第5期发表的《寒假前致云南学生》一文指出:“云南现在整个的已经腐烂了。我们要解救云南,当然就是要实行国民革命,推翻一切压迫民众的黑暗势力,而第一步,就是要唤醒民众,组织民众”。1925年,李鑫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高兴地说:以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犹如今日生;以前吃酒吃烟,今后重新做人,把一生交给党。同年,从社员中发展的党员逐渐增多,在1925年至1926年间入党的有张舫、张炽、杨立贤、徐克家、张经辰、王振甲等。1926年3月,为适应革命形势和组织发展的需要,云南革新社改名为新滇社,将《革新》更名为《铁花》。新滇社成员有少数加入了共青团,新滇社逐渐成为党的外围组织,参加党领导的各种运动。

  1926年3月,段祺瑞政府屈服于日、俄、美、法等八国的武力,同意撤销大沽口防务,开放天津口岸,引起了京津人民的强烈抗议。3月18日,中共北方区委领导以北京学生为主体的3万多群众,为抗议帝国主义要求段祺瑞政府撤除大沽口国防设施的最后通牒,在北京天安门举行反对八国通牒国民示威大会。新滇社的领导成员和骨干分子如王复生、范士融、李鑫、张炽、姚宗贤、杨立贤、张经辰等人,组织云南旅京学生参加示威游行,并分别担任指挥、联络和散发传单的任务。游行队伍到北洋政府临时执政府门前时,与反动军警发生了激烈冲突,新滇社领导人奋不顾身地与军警展开斗争,范士融、姚宗贤英勇殉难,张炽等光荣负伤。李鑫在敌人的刀枪下毫不畏惧,他冷静沉着地带领大家,互相掩护,从反动军警的刀枪下撤退出来。3月20日,新滇社发表由王复生执笔的《新滇社为三一八流血宣言》,深切悼念死难烈士,愤怒声讨北洋军阀政府,号召民众向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进行斗争,以争取国民革命的胜利。在这次举国震惊的爱国运动中,新滇社的骨干成员毫无畏惧地站在斗争的最前沿,反映了云南爱国青年不畏强权的战斗风貌。李鑫在实际斗争中,逐渐成长为一名矢志不渝的共产主义战士。

  三一八惨案后,中共北方区委决定把革命力量向南方转移。1926年7月,新滇社总社从北京迁往广州,新滇社北京的负责人王德三、李鑫、王振甲等先后到了广州。

  此时,正值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期,广州时为革命策源地,广州政府积极准备北伐,各地进步青年包括云南学生纷纷汇集广州。根据党组织的指示,王德三等人在广州大沙头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官学校开办政治工作人员训练班(简称政训班),对云南及外省藉学生讲授革命理论,李鑫也经常到那里听讲。李鑫在广州期间认识了毛泽东,彼此有过短暂的交往,回云南后,曾写信托朋友带给在农讲所的毛泽东。

 

回滇建党

 

  1926年8月,中共广东区委派李鑫回云南,李鑫此时的身份是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的农民运动特派员。临行前,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指示李鑫:回云南后立即建立秘密的共产党组织,开展工农运动;建立有各阶层参加的统一战线,尽快推翻唐继尧政权;同时帮助组建国民党云南组织。9月,毛泽东主持的广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结束,中共党员、云南学员周霄、黄丽生和进步青年罗彩主动要求回云南从事农民运动。周霄向所长(毛泽东)说明云南在唐继尧的统治下,既无国民党组织,更没有共产党的组织领导,请示在回乡后应如何进行工作。毛泽东的意见是回到云南先组织一个干事会,用民主集中的方式领导工作,又介绍周霄向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长甘乃光请示,甘乃光同意了毛泽东的意见,并允诺负责工作经费,把干事会定名为中国国民党特派云南农民运动办事处,干事及负责人员由毛泽东圈定。毛泽东圈定由李鑫为主任,干事是周霄、黄丽生。毛泽东向周霄介绍李鑫(周霄此前不认识李鑫),说:做农运工作的人不一定要在讲习所毕业,也正如毕业的同学并不是每个人都去搞农民运动一样的,你们只要在广州负责把应办的事情办好,回到云南自然会明白的,努力负责去干吧!此后,周霄、黄丽生接到组织通知,要他们两人到广东区委办事处去见陈延年,接受中共广东区委的指示。陈延年把已派李鑫回云南建立地下党组织的情形告诉了他俩,要求他俩回到昆明与李鑫共同努力,在党的领导下先把国民党在云南的组织建立起来,以顺利地推动农民运动。

  李鑫回到昆明,他的社会职业是云南省实业厅林业督导员(也叫视察员)、农科高中(当时农科高中、高师附中、高等师范都在一个学校内,校址在双塔寺)的教员、成德中学的教师,以及高师附中四班二年级学监(班主任)。成德中学组织欢迎会,欢迎从北京毕业回滇的同学,李鑫以本校毕业生的身份在大会上讲话。李鑫学识丰富,教学认真负责,态度谦和,学生们对他极为尊敬。

  待社会职业稳固后,李鑫即着手党组织的筹建工作。他与共青团云南特别支部取得联系,发展吴澄、杨静珊、严英武等加入中国共产党。通过共青团特别支部加强对云南青年努力会的领导,开展青年学生工作,同时以云南青年努力会为基础,秘密发展国民党员,将1925年初建立的秘密组织青年妇女励进会的成员发展为国民党党员,并将励进会改为群众组织,公开活动。

  1926年9月,李鑫以云南省实业厅林业考察员的身份,到个旧考察矿工和铁路工人的情况,到个旧贾沙农村做社会调查,为以后的工作做准备。10月底,周霄和黄丽生等由广州回到昆明,与李鑫接上了关系。

  1926年11月7日,李鑫、吴澄、周霄、杨静珊在昆明市平政街节孝巷24号周霄家里召开云南第一次党员会议。会议由李鑫主持,根据中共广东区委和陈延年的指示,决定建立中国共产党云南特别支部,由吴澄任特支书记,杨静珊为秘书,周霄、黄丽生专任云南农民运动特派员;决定把周霄、黄丽生(家住牛角坡15号)两家的住宅作为特支的日常工作机关。

  中共云南特别支部的建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云南第一个组织宣告诞生,从此揭开了云南历史崭新的一页,将地处祖国西南边陲、少数民族众多的云南,带入了一个伟大时代。这是云南历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它的成立,使一直向往和追求光明的云南各族人民,在历史迷雾中看见了革命的曙光,预示着令反动派心惊胆颤的革命春雷即将爆发。

 

策动倒唐

 

  中共云南特支建立后,首先面临的重大任务就是推动倒唐。唐继尧在云南实行集权统治达10年之久,军权、财权、政权集于唐氏一族,加上连年内战和政府无休止的横征暴敛,导致云南经济萧条,广大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中共云南特别支部成立后,立即按照中共广东区委的指示,把推翻唐继尧在云南的反动统治作为最重要的任务。1926年11月下旬,中共云南特支成立了以李鑫为首,吴澄、周霄、黄丽生参加的云南政治斗争委员会,具体负责部署和促成推翻唐继尧的工作。

  诞生之初的中共云南特别支部在党的力量和影响还比较弱小的条件下,认真分析敌人的薄弱点,做到知己知彼。政治斗争委员会认为云南四镇守使龙云、胡若愚、张汝骥、李选廷等在政治上与唐继尧虽无大的分歧,但为了避免失去既得利益,难免与唐继尧集团发生尖锐的矛盾,并企图推翻唐继尧的统治。这就有利于建立由不同阶级、阶层和不同政治集团共同参加的反唐统一战线。中共云南特别支部把倒唐纳入推进国民革命的轨道,决定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利用四镇守使与唐继尧之间日益激化的矛盾,团结和争取一切反对唐继尧的社会力量,结成广泛的反唐统一战线,促成四镇守使联合发难倒唐,因此,大力开展对龙云等滇军将领的统一战线工作。推动倒唐的工作分3步进行:制造舆论,当面策动,群众请愿。策动的主要对象是四镇守使。

  中共云南特支政治斗争委员会发动党员搜集唐氏祸滇罪行,归纳为十大罪状,油印成传单,广为散发,制造倒唐舆论,并将传单分送到龙云、胡若愚、张汝骥、李选廷等滇军将领的私宅或公署内,恳求他们推翻唐继尧,早日解除三迤人民所受的苦难。1926年12月中旬,龙云的参谋长高蕴华因与周霄有亲戚关系,前往周霄家中作私人探访,与周霄交换了关于时局的看法。根据工作的进展情况,李鑫认为时机已逐渐成熟,可以进行第二步工作:把四镇守使作为工作重点,派与他们有直接和间接关系的党员,通过各种渠道对四镇守使进行策动。周霄提出他与胡若愚的侄子有较亲密的关系,可专程前往蒙自游说胡若愚;吴澄也提出她与龙云的夫人是同学,而且结拜为异姓姐妹,可利用这个关系去做龙云的工作。他们的建议得到特支同意后,立即付诸行动。特支还通过省立师范进步教员李子固的关系,派黄丽生以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特派员的身份去做胡若愚、张汝骥的工作。通过向四镇守使陈述全国形势,申明革命大义,在国民革命军已攻克湘鄂赣,党领导的工农运动风起云涌的形势下,他们表示愿意顺应潮流,联合倒唐。与此同时,中共云南特别支部还广泛发动党领导的和受党影响的各种群众组织,如学生联合会、教育会、妇女励进会等,写信或派出代表,先后到龙云、胡若愚、张汝骥、李选廷的办公地点或官邸请愿,请他们共举为民伐罪义旗,从而形成了有各阶层人士广泛参加的反唐统一战线。

  由于唐继尧政府长期拖欠官兵军饷,从而引发了士兵闹饷。龙云、胡若愚等四镇守使决定按计划借机发难。1927年2月5日,龙云开始在昆明实行戒严,先后抓捕唐继尧的亲信共20余人。同日,龙云和胡若愚分别向昆明调兵,电催张汝骥、李选廷一致行动向省城进逼,并发出《胡若愚等联名请婉劝唐继尧促唐继虞引退并公开政治的通电》,要求唐继尧公开政治,改组政府,驱除唐继虞等亲信。2月6日,唐继尧企图组织军队反抗,四镇守使迅速将其制服,旋即解除了唐继尧的兵权,随后授予他有名无实的“总裁”头衔,结束了唐继尧在云南的统治。这次事变,史称“二六政变”。

  唐继尧的垮台,为云南革命运动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中共云南特别支部向政变当局提出了40条以改革滇政为主要内容的建议书,李鑫命马逸飞送呈龙云。以后,特支又通过农会、学生联合会等群众组织向龙云等提出省政府采用委员制、财政公开、废除苛捐杂税、禁绝鸦片、缩减军费、废除不平等条约等要求和建议。

  1927年2月20日,胡、龙、张、李在宜良召开改组省政府的协商会议。中共云南特别支部派出吴澄、马逸飞、谢辅忠、杨静珊、张增智等,分别代表省教育会、省学联等群众组织或作为妇女代表列席会议,从不同角度阐述党和各界群众团体的主张。会议决定改组省政府,成立云南省务委员会。3月8日,以胡若愚、龙云为首的云南省务委员会宣誓就职,表示“与国民政府通力合作”。

  对于李鑫在事变中所发挥的作用及影响,中共云南省临委书记王德三在给中央的报告中特别提到:自1926年9月李鑫到云南去发展国民党及我们的组织后,唐继尧的统治即在全国革命高潮影响之下急转直下的崩溃而形成1927年的“二六政变”。

 

筹建国民党云南临时省党部(左派)

 

  “二六政变”以后,中共广东区委派遣王德三等人回云南加强党的领导。1927年3月1日,在中共云南特支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共云南特别委员会,书记王德三。省特委设立了以李鑫为主任委员的农运委员会。

  李鑫于1926年8月回到云南后,在筹建中共云南特支的同时,也着手组建云南国民党组织。1927年3月初,国民党中央任命王复生为国民党云南省党部特派员,回云南建立国民党组织。3月上旬,王复生等到达昆明。此时,为筹建国民党党部做了大量工作的李鑫,即把筹建云南国民党组织的工作交给了王复生。3月12日,王复生在省教育会会场主持召开云南省国民党党员大会,纪念孙中山逝世2周年,并宣布正式成立以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为骨干的中国国民党云南临时省党部(左派)。大会选举王复生、李鑫等11人为执行委员。王复生以中央特派员身份领导临时党部在全省范围内开展党务工作。由于国民党云南省临时党部办公地点设在昆明市长春坊省教育会内,社会上称之为“教育会派”。

  1927年3月中旬,在李鑫的指导下,国民党昆明市党员大会在省立第一师范召开。会议以民主方式选举产生国民党昆明市临时执行委员会,推选共产党员杨大经(杨立人)、杨正元、陈祖武、李澍(李尚志)、张增智、刘乾元为委员,张月松、李桂珍为候补委员,并决定杨大经任常务委员、杨正元任组织委员、陈祖武任宣传委员,4月1日开始办公。因办公地点设在兴隆街原省法政学校内,社会上称之为“法政党部”(亦称“法校党部”)。

  国民党云南临时省党部和昆明市临时执行委员会的成立,标志着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在云南初步形成。国民党省市党部的主要领导人和工作人员大多数是中共党员和共青团员。在中共党员、共青团员和云南青年努力会成员的支持和影响下,国民党“在社会上的地位很高”。国民党省市两级党部借此大量发展国民党员。省立第一中学、省立第一师范、高等师范及附属中学、成德中学、女子中学、联合中学、法政学校的学生,“多的有半数以上学生请求加入,少的也有十分之二三”。随后在这些学校建立了国民党的基层组织,人多的学校建立区党部和区分部两级组织,人少的建立直属区分部。讲武堂、东陆大学、中法学校部分学生,各中小学大部分教师,部分机关职员、邮电职工、商店店员以及社会青年也参加了国民党组织。据统计,填表登记申请参加国民党的人员,初有2000多人,后来发展到3000多人,其中学生占十分之七。在全省,国民党左派县一级组织有20多个,成员数千人。华坪青年联合会全体会员集体参加国民党,并宣布:本会既以“实现三民主义”为宗旨,促进国民革命为依归,自应率我全体青年战士完全加入中国国民党,同受党的真正指挥和训练,来切实担负我们青年真正的新使命。为了推动国民革命运动向正确方向发展,1927年3月,中共云南特别委员会以国民党临时省党部名义,举办了由王德三、严英俊等主持和授课的国民党党员训练班,参加学习的有200多人,为进一步开展群众运动创造了条件。

  统治阶级十分害怕民众起来,使他们的势力瓦解。1927年5月11日,国民党云南省主席龙云根据蒋介石的“清党”密令,封闭中国国民党云南临时省党部(左派)、省农民协会,逮捕共产党人、国民党左派人士及各群众组织领导人王复生、李鑫、赵祚传等20余人,拘押于五华山看守所。在狱中,李鑫充满了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他坦然自若,大义凛然,视死如归,鼓励难友们坚定意志,保持革命信念和气节。同时,时刻牵挂着党组织的安全,巧妙地指示外面的同志把他寄存的文件箱转移掉。中共云南省特委通过各种渠道,利用各种社会关系,营救被捕人员。在社会舆论的强大压力下,经党组织的多方营救,龙云先后释放了大部分被捕人员,但仍指控王复生、李鑫等6人为“乱党赤化”的“首要分子”,继续扣押,并呈报南京蒋介石政府欲加杀害。党组织继续领导群众开展斗争,并根据龙云和胡若愚之间的矛盾,积极策动胡若愚、张汝骥等于6月14日发动事变,囚禁了龙云。事变发生后,省特委及时利用胡若愚标榜彻底改革云南政治以收买人心的时机,促使胡若愚释放了李鑫等6人。国民党反动派在云南的“清党”反共遭到了第一次失败。从这以后,党的群众运动,由公开的活动转入秘密工作,政治上主要的策略,就是反蒋倒龙,党的组织也由发展而转入整理时期。

 

农运先驱

 

  中共云南组织在帮助建立国民党左派组织后,与国民党左派携手,动员工农群众,组建各种群众组织,发动了规模空前的反帝反封建的群众斗争。在李鑫等人的具体指导下,省农委规定了各地农运工作的5项任务:严防土豪劣绅和地主潜入农民组织;团结自耕农,争取士绅及乡村教师的同情支持;依靠贫雇农,并积极培养为坚强骨干;县农民协会成立后,必须深入农村,建立坚强巩固的基础;积极领导关系多数农民利益的斗争,发挥及培养农民群众的斗争精神,使他们获得锻炼。

  1927年2月中旬,中共云南组织以国民党云南农民运动特派员李鑫的名义,在长春坊省教育会内举办了2周的农运训练班。参加学习的约20余人,部分是在省城求学的农民青年,部分是年轻的乡村小学教师,其中有共青团员,有国民党左派党员。训练班由李鑫讲工人运动和农民的关系以及国内外、省内外形势,吴澄讲妇女运动必须深入农村的重要性,周霄讲农民问题及广东海陆丰农民运动实况,黄丽生讲各级农民协会组织章程和农民自卫军的编制及任务等。训练班结业后,学员分到昆明附近的安宁、昆阳、晋宁、澄江、富民、宜良、陆良等县开展农运。

  在李鑫主持下,在省教育会门前挂上云南省农民运动讲习所的牌子。主持云南农民运动的李鑫,此时已经不是教师的装束,完全一身农民打扮,脚穿草鞋,热情接见从各地来汇报工作的农民代表,亲切地同他们交谈。下乡时也穿农民衣服,生活简朴,与农民打成一片。

  1927年3月12日,在李鑫等人的倡议下,在昆明成立了国民党中央党部云南农民运动特派员办事处,作为领导农民运动的机构。经过派往各县人员的努力,各地纷纷成立了农民协会。在各县农协成立大会上,农运干部大力宣传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强调国民革命的主要成分就是农民革命,指出农民只有组织自己的团体才能团结大家的力量,解决自己的困难,办自己想办的事,而农民协会是农民自己谋求解放的唯一团体。

  李鑫充分利用特派员身份,经常到昆明附近的郊区以及嵩明、宜良、路南(石林)、晋宁等县视察、指导工作,宣传、讲演组织农民协会、实行减租减息、取消苛捐杂税、打倒土豪劣绅的重要性。积极发动农民群众,把已经发动的农民登记入册,组建成立农民协会。经过广泛深入的发动,这些县的基层农民协会普遍建立起来,大多数县还成立了县农民协会,少数县成立了县农民协会筹备处。

  中共云南省特委从开办乡村义务教育入手,去发动组织昆明近郊的农民。农民运动委员会通过各种方式到乡村开办义务学校,进行思想启蒙,继而组织农民协会。1927年3月8日,昆明县农民协会代表大会在昆明法政学校召开,宣布正式成立县农协。昆明农民组织起来后,在李鑫等人的领导下,开展了3次大的反对封建压迫和剥削的斗争,都获得了胜利。一次是西乡农民反对华亭寺和尚侵占民田的斗争。西乡苏家村、杨家村的民田民地与华亭寺的庙产相连。华亭寺的僧人与地主官僚为伍,以清理庙产为名,捏造册籍,强指民田为庙产,如有不服即送官究治。农民失了田地还遭官司,有冤无处申。中共云南组织派到农村工作的人员了解情况后,就向农民宣传这是封建统治压迫,是衙门勾结和尚的结果,只有团结起来斗争,和尚、衙门才不敢为害农民。经过宣传和发动,华亭寺周围的农民在县农协领导下于3月10日集会,通知和尚前来解决问题。会上,农民们宣布从即日起收回自己的田地,并当场改立了田土界石木桩。这次斗争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昆明郊区的农民。

  第二次是昆明县南乡三甲村农民反对土豪蓄意破坏农协的斗争。该村土豪视农协为芒刺在背,对中共党员、县农协委员蔡国祥领导该村农民开展活动怀恨在心,遂诬蔑蔡国祥父子聚众造反,串同差役非法拘捕了蔡国祥的父亲蔡兴发。村农协得到消息后集合农民向土豪要人,同时派人到县农协送信。省农委得到报告后,在李鑫的指导下,以昆明县农协名义通知三甲村农协会,加紧揭发控告土豪的罪行,并通过昆明县署内的中共党员向已有加入国民党动机的县长做工作,指出拘押蔡兴发违反了国民政府的政策。次日,昆明县长斥责差役不该妄听土豪唆使滋事,当众释放了蔡兴发,并令土豪尚某向蔡家父子赔罪道歉。农民们高呼打倒土豪劣绅的口号,把蔡兴发接回村。这次斗争的胜利极大地增强了三甲村及昆明县农民对农民协会的信任,入会的农民迅速增加,没有农民协会的乡村也请求县农协派人帮助组织。

  第三次是省农委领导的除粪斗争。昆明郊区农民种田所用肥料是靠购买城里厕所的粪肥,农民进城除粪,在出城时间上受警察刁难,在粪便作价时某些居民又随意提价,而市警当局对农民的正当要求却置之不理。省农委的领导李鑫等认为就这个问题组织农民起来斗争,既符合广大农民的要求,又能进一步发动农民。在省农委和县农协的领导下,1927年4月1日起,昆明近郊四乡农民完全停止进城除粪,要求城内居民降低粪价,要求市警当局延长粪便出城时间。农民停止除粪7天,城内粪便满厕,街道臭气熏天,市警当局被迫接受农民的合理要求,除粪斗争取得了胜利。各县农协都把昆明郊区农民的这3次斗争作为发动组织农民的宣传材料,使农民懂得了要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只有组织起来才有力量。

  在李鑫等人的有力领导下,全省不少地方的农民运动逐步开展起来。1926年底,共产党员严英武受党组织派遣回华坪县工作。参加省农民运动讲习班的人员回华坪后,在严英武指导下建立了华坪农民协会,领导当地群众开展反封建、反压迫、反剥削的斗争。1927年初,共产党员李少竹、马登云先后到嵩明开展工作。4月底,他们在县城召开附近乡村农民代表共1000余人参加的大会,宣布成立嵩明县农民协会。至8月底,嵩明有27个村镇建立了基层农民协会,会员总计6000余人。

  中共云南省特委在发展农民运动初期,由于缺乏经验,干部条件准备不足,实际工作中发生了急于求成、深入不够的失误和缺点。省临委书记王德三在给中央的报告说:“因为负责同志没有农运经验,虽然有一批广州农民运动讲习生,实际不懂得农民运动,况且因为客观的环境太好,还使我们中了速成农运的流毒,开头就准备一星期内成立昆明县农民协会。1月内成立安宁、富民、蒙自、嵩明5县。5月1号成立省农民协会。农运的同志到农村中去,一天跑几十里,专做‘茶铺运动’,或者运而不动,成立些空架子的农民协会,而不领导农民作实际的斗争,甚至弥勒、婆兮(华宁)、安宁各县的农民要求斗争,而我们的农运大员反劝他们先组织好再说。这样,所以农民把农民协会看成是学生的,一方面怕它赤化,一方面又不感觉它是代表自己利益的组织。”由于深入发动和组织农民工作得不够深入,农民的主动性、积极性还未真正发动起来,农民参与农协的积极性不高,在成立全省农协时,虽然有六七个县的农民代表参加大会,但实际上都是中共代表和农协委员。对于农民运动中的缺点和错误,王德三特别指出:“这不是负农运责任的人的错误(李鑫是最切实最努力的同志,他曾经把衣服书籍卖了来维持农运),而是全部指导机关,云南全体同志不了解农运。”

  李鑫针对发展农民运动中存在的缺点和问题,领导从事农运的同志着力改善工作方式方法,从发展农村支部、培训农协干部入手,力戒搞“茶铺运动”,切实深入地发动农民、组织农民,使农运工作有了一定的发展和进步。到1927年4月底,全省已经成立县农协的有昆明、呈贡、澄江、晋宁、昆阳、安宁、富民、嵩明、陆良、宜良、蒙自11个县,正在筹备中的有阿迷(开远)、开化(文山)、路南、曲靖4个县。省农委认为必须迅速成立省农民协会,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遂于5月1日在昆明长春坊省教育会内召开了各县农民协会代表大会,各县农协代表出席,昆明县各乡农协代表列席。会上,王复生阐明组织农民协会是国民党农工政策的展开,也是农民自己谋求解放的唯一道路;李鑫报告了云南农民运动的概况;各县农协报告了工作。大会正式成立云南省农民协会,选举中共党员李鑫、黄丽生、周霄、李少竹、罗彩5人为常务委员,李鑫为主席。省农协成立后,要求各县农协发展乡村农协,规定在各县的省农协委员每月底到省农协开会一次,讨论工作。在省农协领导下,云南农民运动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

  这一时期的农运,嵩明县发展较快,开展了一次反对豪绅民团的运动,包围县署,要求县署释放被拘捕的农民。昆明的农运表面上较以前沉寂,实际上已经比从前有基础,农村支部已经发展了三四个,成员有20余人。

  1927年4月底,李鑫以国民党云南临时省党部执行委员的身份到铁路沿线的蒙自、个旧一带指导工人运动,在个旧劝学所给国民党员作报告,并协助建立了国民党蒙自县临时委员会。5月,个旧手工业工人成立砖瓦木石竹“五行公会”,举行反对苛捐的罢工斗争并取得了胜利。冬,中共云南省特委派束嘉猷、李开旺等一批党员进入个旧五行公会和两级小学,建立党的据点,秘密开展革命活动。不久,在个旧建立了中共个旧城市支部,束嘉猷任书记。

  1927年8月中共中央召开八七会议后,中共云南省特委根据中共中央开展武装斗争的动向,决定加强对滇军的工作。8月中下旬,龙云与胡若愚为夺取云南的统治权而进行军阀混战,为争取民心,决定在军队中设立政治部,地下党通过在滇军第二师(师长卢汉)任参谋长的中共党员李子固介绍,派中共党员到滇军第二师和滇军第三师(师长朱旭)担任政治部主任。李鑫通过与朱旭的同乡和旧谊关系,以公开的国民党员身份担任了滇军第三师的政治部主任。滇军第三师驻防迤东,李鑫积极掌握时机,在曲靖、陆良一带开展工作。9月,第三师政治部出版刊物《军人之路》,公开宣传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把国民革命进行到底等主张。当时正值龙云与胡若愚、张汝骥争夺云南统治权的混战时期,部队行军频繁,部队给政治部配了2匹马,其中1匹给李鑫,李鑫主动将坐骑让给伤病员,自己则帮伙夫挑锅。宿营时,他利用一切机会,接触中下级军官,做连、排长的工作,了解他们的思想动向和要求。11月3日,成德中学学生梁元斌在昆明市武庙前向群众演讲时,被蒋介石的特使李宗黄所派的特务打死,在取得龙云的默许和支持后,中共云南省特委发动和领导昆明各界举行了云南农工商学兵联合救滇大会,在李鑫、王振甲等人的说服下,滇军将领卢汉和朱旭参加大会,并送了挽联,卢汉和朱旭2个师的部分官兵也被动员前来参加大会。

 

领导迤南区委开展工作

 

  1927年底,中共云南组织按照中央八七会议确定的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决定把工作重心开始从昆明转移到滇越铁路及沿线工矿、全省各地农村和少数民族地区。

  1927年12月8日至9日,中共云南省特委在昆明召开扩大会议,主要是贯彻执行八七会议精神。会议选举产生第一届中共云南省临委,书记王德三,李鑫等为委员,李鑫仍主要负责农运工作。会议认为,云南军阀不断的混战,农村经济土崩瓦解,确是一个暴动的环境,但是党在云南发展的历史太短,主观力量不够,云南目前的任务是准备暴动的力量,是艰苦的深入工农群众的工作,而不是即刻暴动;要深入工农,领导工人日常的斗争,领导农民作减租减税、打倒土豪劣绅、乡村政权归农民协会等斗争,吸收工农群众到我们旗帜下来。会议提出“党到工人贫农中去”“党的门户为工人贫农打开”的口号。会议决定工人运动要到个旧锡矿“秘密发展党和工会的组织,到组织有了基础,就可马上暴动起来”“滇越铁路,应以昆明、宜良、芷村为中心”“个碧铁路以碧色寨、蒙自、个旧为中心”等。会议决定建立中共迤南(蒙个)区委、中共蒙自县委及中共个旧临时县委。

  扩大会议后,省临委即重新布置工作,决定停止在滇军各师政治部的工作,撤出在滇军中工作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转移已暴露的党、团员,重新布置兵士运动,输送党员及工农到士兵中去,吸收兵士到农协中来;决定派李鑫等到个旧负责矿工及农运,增派同志到蒙自,扩大农运局面。1928年1月,省临委为秘密工作范围扩大指挥灵便起见,决定在临委之下,将全省分为个蒙、滇中、迤西、普洱、曲靖5区,各区每月开代表会1次,各区设区委1人,指导各县工作,各区工作独立,而政策则受临委指导。

  1927年12月,中共蒙个(迤南)区委在蒙自成立,书记李鑫,迤南区委领导了蒙自、个旧、石屏、临安(建水)、阿迷(开远)、马关、靖边(屏边)、广南等县的党组织和工作,重点是负责个旧矿山和个碧铁路沿线一带的工运及农运工作。

  李鑫从滇军第三师政治部撤出,与一批共产党员从昆明转移到滇南后,和中共迤南区委委员杜涛一起徒步往来于个旧、蒙自、石屏、建水、文山、马关等县的广大山区和少数民族聚居区,调查了解共产党组织活动情况和社会现状,检查指导工作,发展共产党员,加强党的组织建设。李鑫在倘甸集训了转移到蒙自的干部,强调必须学会深入工矿开展工作的本领,学习工农的语言,做到与工农打成一片,在思想上生活上适应革命斗争的需要。

  为了实现党的工作重点转移,1928年春,李鑫和吴澄先后在蒙自小东山和复兴庄召开迤南区农代会和农干会。在省临委和迤南区委领导下,通过广大党员的努力,逐步实现了党的工作重点从昆明向滇南的转移,党在滇南广大农村、工矿企业中的工作得到迅速发展。与此同时,中共迤南区委书记李鑫到石屏检查工作,指导成立了中共石屏支部,书记杨东明。石屏党支部建立后,在中学生和小学教师中传阅进步书籍,宣传马列主义,启迪思想觉悟,发展进步分子入党;领导成立了石屏中小学教师联合会,并在部分乡村中建立了农民协会,帮助妇女协会健全了青年天足实行会,反对妇女缠足。

  1928年1月,蒙自小东山黑龙潭火车站附近小红寨农协会员高自明的住房失火烧毁,农协会帮助他重建新居。车站铁路巡警诬陷高自明偷砍铁路护路树木盖房,将高自明拘捕吊打,并准备送路警总局查办。杜涛派农协干部几经交涉无效,便率领小东山村农协会员、省临委共产党员训练班学员及城区部分工人共200余人,荷锄执镐,包围了黑龙潭车站巡警分局,抗议巡警随意抓人,要求立即释放高自明。经过斗争,解救出被关押的高自明,然后,从容集队,高呼口号,向法国资本家控制的车站示威。这次小东山农民的武装反抗斗争,被称为小东山暴动,它是中国共产党在云南组织领导的第一次武装行动。小东山暴动后,蒙自县委在小东山召开全县农民代表大会,成立蒙自农民协会。

  1928年3月,中共云南省临委委员、迤南区委书记李鑫到文山布置迅速扩大据点、建立武装的工作。中共文山组织在文山和蒙自交界的小塘子苗族村寨开展工作,从积极分子中挑选立场坚定、年轻力壮的骨干,组成一支共产党领导的有20余人的苗族武装游击队。同时,在马关八寨也建立了共产党的工作据点,成立了农民协会组织。同期,迤南区委派人到个旧西区(今贾沙乡)工作,建立了党支部和中共个旧县西区委员会。

  1928年4月,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关于党的组织工作》《关于改造党的具体办法》的通告传到云南,规定各级共产党组织必须提拔工农党员到主要领导岗位上来接替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根据这些精神,4月召开的中共迤南区委党员代表会议,改选中共迤南区委,奎朝富(倘甸龙潭口村人,石匠)为书记,李鑫、杜涛等改任委员。由于主要领导均由工农干部担任,结果造成工作停顿。这种有严重片面性的干部工作指导思想,到6月以后才逐步得到纠正。

  中共迤南区委于1928年5月委派蒙自县委委员黄明俊等人到彝族聚居山村蒙自查尼皮开展工作。经过3个多月的努力,在查尼皮及附近十几个村子建立了党支部和10多个农民协会,会员发展到800多人,查尼皮成为中共云南组织在迤南的重要工作据点。蒙自其他地方的工作也发展迅速,到年底,蒙自县有党团员151人,占全省党团员588人的四分之一多。蒙自县委成为中共云南组织中战斗力最强、组织比较健全的县委。迤南区委在蒙自县的开创性工作,为后来在查尼皮召开中共云南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李鑫等人具体指导下,铁路工人的运动也蓬勃开展起来。滇越铁路芷村车站、个碧铁路蒙自车站、蒙自机修厂、电灯公司、海关等地先后建立了党支部。在滇越铁路的芷村、阿迷(开远)、可保村等车站以及个碧铁路的碧色寨、蒙自等车站建立了工会组织。1928年6月,在刘林元领导下,滇越、个碧铁路工人代表会在阿迷(开远)火车站召开,李鑫到会指导。会上成立了云南铁路总工会,刘林元任主席;并以阿迷(开远)铁路工人代表会议的名义,发表《告全体会员书》,号召所有的云南铁路工人,要团结组织工会,向法国帝国主义者作长期的英勇的斗争。这是云南铁路工人在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次统一行动和向法国帝国主义有组织发起斗争的宣言书及行动纲领。在共产党和工会的领导下,工人的罢工斗争持续不断。芷村车站的党支部组织兄弟会,从1928年至1929年2月底,发动过8次罢工斗争,其中6次取得了胜利。

  1928年10月13日,中国共产党云南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蒙自查尼皮召开,李鑫作为迤南区委委员出席会议。会议指出中共云南组织的任务是“根据党的新策略,争取成千成万的工农、贫民、兵士群众在党的指导之下,积极的努力于革命斗争,由日常斗争进到武装暴动,夺取政权,建立工农、兵士、贫民的苏维埃政府”。会议选举了第二届临时省委。

  1929年1月19日,中共云南省临委在昆明召开扩大会议,会议改选了省临委,选举张永和、王德三、李鑫等7人为省临委委员。

  1929年1月,省临委根据中央指示,决定将迤南划为特别区,在迤南区委的基础上建立迤南特别区委,指定王德三为书记(后为张永和),李鑫等7人为委员。迤南特别区委下辖3个县委(蒙自、个旧、石屏县委),3个特支(阿迷、个旧矿山、开化特别支部),2个直属支部(临安、马关八寨支部)。迤南特别区委发展党员的工作有较大进步,到1929年6月,蒙自有党员114人,个旧30人,锡矿6人,石屏28人,阿迷(开远)19人,开化(文山)21人,滇越铁路29人,个碧铁路5人。

  在李鑫的有力领导下,迤南特别区委领导或倡导建立的革命群众团体在这一时期也有所发展,工人方面的有蒙自县海关工会(1927年4月成立)、蒙自火车站机械工会(1928年8月1日成立)、碧色寨车站弟兄会、芷村车站弟兄会;教育界方面的有石屏县中小学教师联合会(1928年春成立)、蒙自县学生联合会(1927年7月成立);农民方面的有蒙自县农民协会(1927年4月成立)、个旧县西区农民联合会(1927年4月成立);妇女界方面的有云南妇女协会蒙自县分会(1927年4月成立)、石屏县妇女解放协会(1927年6月成立)。这些革命群众团体中,农民和工人的活动最为活跃,人数和规模不断增加。1929年8月,蒙自山区有农民联合会会员800人,坝区400人;碧色寨车站有铁路工人弟兄会员20人,芷村车站37人,蒙自车站20人。

 

工矿运动的开拓者

 

  个旧素有锡都之称。锡矿的开采始于汉代,兴盛于清乾隆年间。1889年蒙自被法国辟为商埠,1910年滇越铁路开通,个旧锡矿成为英、法帝国主义疯狂掠夺的对象。辛亥革命后,云南的政治、经济为法、英帝国主义所控制;以生产锡、铁、铝等为主的个旧矿山,由买办性的个旧锡务公司经营,锡矿和个碧铁路都是为英、法帝国主义掠夺大锡服务的原料基地和交通运输线。

  个旧矿山1927年底有矿工13万人,个旧锡务公司(官商合办)是个旧最大的矿山企业,有保厂兵四五百人。个旧锡务公司大体分3个区域,一个是古山,一个是云洞,一个是马拉格,其中重要的就是马拉格。个旧锡务公司矿工大多来自西南各省的农村破产农民,他们从来到矿山的那天起,就在老板的枪杆、皮鞭甚至脚镣、手铐的野蛮控制下失去了人身自由,命运比“包身工”还要悲惨。他们每天顶着月亮出工,披着星星进硐,全天要干十六七个小时,硐里空气稀薄,常把人闷昏,有的硐一氧化碳浓度高,常把人毒死,还经常遇到矿坑倒塌,把人砸得粉身碎骨,矿工被砸死或病死,就被拖到荒山野岭喂豺狼。矿工的劳动惨景,就像他们歌谣里唱的“手搬绷子(顶住石头的木棒)眼泪滴,背脊沟沟拉出血”。砂丁的汗水和白骨换来的是资本家的无穷无尽的贪婪与钞票,真是“一吨亮闪闪的锡矿,几堆白森森的人骨”。资本家敲骨吸髓的压榨,激起了砂丁们零星的武装反抗和暴动,其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是1901年,矿工周云祥领导上千砂丁揭竿而起,一举歼灭了前来“围剿”的600多清军。但是,由于缺乏先进的指导思想和科学的组织领导,起义最终归于失败。

  个旧锡矿是云南工人最集中的地方。中共中央早就注意到了在这里开展工矿运动的重要意义。1928年11月,中共中央《关于职工运动给云南党的指示》指出:“云南接近法属安南,在西南革命政治上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全省的产业工人为数达20万人以上,锡矿工人等“是党的群众基础”“党在云南工作历史为期不久,加之过去因地域偏僻,中央也常常忽略这一部分的工作,在这短时期内职工运动不很快的发展,这是不足怪的。今后,云南的党应很努力的来发展云南的职工运动。”

  在个旧锡矿开展工运,是中共云南省临委紧要而急迫的任务,省临委书记王德三说:“个旧像口大锅,如果这口锅沸腾起来,整个云南也将沸腾起来。”省临委在领导开展工运工作初期,打入个旧矿山的工作极其困难,客观条件极其恶劣。资本家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支持下,对工人的控制极严酷。个旧锡务公司控制砂丁,靠的是武装的矿警、带枪的走狗、狠毒的袍哥。资本家不仅对工人残暴剥削,厂主都有枪支,可任意打骂甚至枪杀工人。厂方严密监视和控制工人的人身自由,工人如坐地狱,矿工一进入矿山打工,多数就没有出来的机会,一年苦到头顶多可得六七十元钱,劳资双方的矛盾形同水火。矿工十分痛恨厂主,厂主对工人有莫大的恐惧,他们极力反对和防止工人组织工会。矿山的生产经营秩序是秘密的,假如没有亲友或职业的关系不能进到矿山。大多数工人是文盲,还有很多童工。党在矿山没有任何工作基础,工人连“共产党”的名称都没有听说过。所以党到矿厂的工作第一步是安排人打进去,直到1928年1月,省临委才安插了3个同志去个旧保厂团当团丁和1个同志去当小学教师,介绍了1个小学教师和1个矿厂的小工头入党,到2月才开始与矿工发生直接关系。

  1928年2月,李鑫、马逸飞来到个旧,在地下党先期派来的党员李开旺所开的木匠铺落脚,李鑫做油漆工,马逸飞烧火做饭,以此为掩护,寻找进入矿山的门路。李鑫要进入个旧矿山,不是一件容易办到的事,因为他是国民党通缉的对象,而且细皮嫩肉,手无老茧,作为知识青年容易被认出,无法用找工作的方法打入工人中去,就连接近工人劳动和居住的地点都不可能。李鑫起初想通过贩卖刀烟之类日用品的方式去接近工人,但都失败了。

  李鑫经过充分准备,带着四五个青年,开初以卖咸菜、做木活等方式,到个旧矿山接近工人,了解情况,进而打入个旧南部的黄茅山老君矿当砂丁。黄茅山气候寒冷,生活条件极其恶劣。矿山老板拥有大量武装,对工人采取奴隶式的管理,工人每天只能活动于伙房(工人居住的茅草房)和采矿场之间。歇工时,必须在伙房里,不得到处走动,整个矿区完全是一座人间地狱。李鑫等同工人一样,每天吃的是霉烂粗糙的“三子饭”(即掺满砂子、石子、稗子的米饭),穿的是破烂不堪的麻布衣,干的是超体力的牛马活。李鑫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了解,认为这里矿区零散,工人数量少,厂方管得严,工作无法开展。但他并没有灰心,而是暂时稳住阵脚,寻找机会准备打进工人集中的个旧锡务公司。1928年6月,经过与省临委宣传委员刘执之一起对黄茅山附近矿区的调查研究,李鑫在给省临委题为《个旧情况分析和工作意见》的报告中指出:私矿生产规模小,各矿主都有自己的武装,对工人管理严密,不利于共产党在工人中活动,局面难打开。建议把党的工作区域从私矿转到采用机器生产较多、工人比较集中的个旧锡务公司来。

  为了从意志、体质、形象上都能适应矿山环境,打入个旧锡务公司矿山,李鑫决定改变自己的外貌。他先后在杜涛的家乡蒙自县倘甸村、蒙自城外的小东山村,每天光着脚板练习走路、跑步;赤脚挑水上山,挑柴下山送给农民;赤身在火辣的太阳光下曝晒,把皮肤晒黑又脱皮,用河沙、炭灰擦身,使皮肤变得粗糙发黑,留起浓密的胡子,历炼成一个饱经风霜的老农,同时刻苦学习工农的语言以便接近群众,加上简陋的工农装束,外貌彻底工农化,使本来最熟悉他的人也难于认出来。

  为了打入个旧矿山,1928年8月,中共迤南区委利用共产党员戴德明的叔叔是个旧锡务公司总经理的好朋友的有利条件,派戴德明等人到个旧锡务公司当职员。随后,又从昆明派工人杨逢春到个旧锡矿工作。11月,经戴德明介绍,李鑫化名施鸿祥到个旧锡务公司马拉格矿区当索道工。

  1928年12月,中共云南省临委召开第三次全委会,通过《云南现状与党的任务决议案》,认为党的任务是“在领导工农向统治阶级进攻,在斗争中团结工农群众,以走向革命高潮”。同时指出,“在工人阶级中应须注意经济要求及改良待遇的斗争,在斗争中来发展工厂委员会、赤色工会,建立党在工人阶级中的基础,提拔工人分子来完成改造党的任务”。遵照省临委的指示,李鑫等人在个旧锡务公司细致而谨慎地开展起工作。

  1929年2月,省临委派从日本留学回国的党员艾志诚(艾其国)到个旧,在菜市街开了一个刀烟铺,负责联络矿山的党员。这个刀烟铺作为矿山工人到个旧买刀烟、点眼药的地方,是地下党在个旧的联络站。

  李鑫等人同工人住在一起,与他们谈心交朋友,帮工人写家信,买刀烟分给工人。艾志诚以李鑫朋友的身份用硫黄水替矿工洗疥疮,点眼药,煮饭给他们吃。李鑫对工人强烈的阶级友爱和热情的帮助,与工人群众建立了密切的感情,赢得了工人们的爱戴和信任,矿工们亲切地称他为“施大爹”。在条件成熟的时候,李鑫用喝鸡血酒等形式与工人拜把兄弟,组织兄弟会。

  李鑫在严酷的环境中仔细观察、细心思考,他敏锐地体察到,在地狱一般的矿山,由于资本家对砂丁采取了形同牛马的奴役手段,砂丁的内心深藏着一股难以言喻的心理痛楚和阶级仇恨。李鑫把了解到的工人苦难史记载下来,进行整理加工,利用矿工中流行的民间曲调,以旧瓶装新酒的办法,填上揭露资本家剥削压迫、抨击社会黑暗、诉说砂丁苦难等内容的歌词,编写了《走厂调》《月叹穷》《十二杯酒》《八点钟》《过年调》《点兵调》等20多首歌谣,其中《走厂调》《十二杯酒》等曾刊登在党的秘密刊物《斗争》《工农兵》和团刊《赤光》上。这些歌谣通俗易懂,顺口易记,反映了广大矿工的真实生活,唱出了矿工想说而说不出的心里话,打开了工人的心扉,在矿工中辗转传抄、广为流传。这些歌谣,宣传了革命的道理、共产党的主张,在潜移默化中启发了矿工的阶级意识,鼓舞了进步矿工的斗争意志。

  通过深入细致、形式多样的宣传发动工作,工人们逐渐觉悟起来了,要求团结起来同资本家作斗争。李鑫及时把那些受苦深、已经觉悟起来、有革命要求的工人组织成弟兄会;在弟兄会内部,又把斗争坚定、可靠的工人组织成秘密赤色工会,发展会员60余人,然后在最先觉悟的工人中发展共产党员。通过这些组织形式,把工人紧紧地团结起来,把斗争引向深入。就这样,建立了共产党在云南的第一个矿山支部,打开了矿山工作的局面。马拉格矿组成了以党支部为核心,赤色工会为秘密外围,兄弟会为公开组织的工人阶级革命队伍。1928年底,在矿山支部的基础上建立了中共个旧矿山特别支部,党员7人。矿山特别支部内进行了分工,李鑫在马拉格矿组织兄弟会,戴德明在个旧锡务公司随时掌握各方面的情况,杨逢春在个旧选厂索道负责联络。此时,在个旧城区,有个旧临时县委领导的手工业工人及店员的工人运动;在矿区有特别支部领导的工人运动,党组织就这样像一个楔子打入了统治严密的个旧矿山。

  矿山缺乏油荤、蔬菜,生活用水奇缺,矿工因长年吃不到蔬菜,两眼红肿,下矿回来没有水洗澡,身上都长了疥疮。繁重的矿工劳作,非人的生活条件,繁忙险恶的工运活动,严重损害了李鑫的健康。短短几个月里,李鑫双眼通红水肿,全身长了脓疥,痛痒难熬。上级党组织和同志们十分关心他的健康,极力劝他换个地方调治一下。他却乐观地表示说:矿山的工作、生活是艰苦的,其他同志去照样艰苦,何况我是经过很长时间的准备,才打了进去,换人又要从头开始,况且身体也不一定吃得消,那就不必了,不管多么艰苦,我都坚持在那里,直到取得工人斗争的胜利。

  李鑫领导的矿山特支,不仅在敌人统治严密的矿山秘密建立发展起来,而且特支卓有成效的工作使矿山工人的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1929年2月,中共迤南特别区委会给省临委的《南区报告第一号》中称:矿山工人的“斗争日益发展,砂丁有不断的自发斗争,蒙自车站工人及个旧铁路工人之要求加薪,砂丁中甚至有自发的对厂主实行赤色恐怖,小的斗争不断爆发,且有很多的工人群众参加,工人的觉悟日益增加,使CP(共产党)在群众中的影响加强”。

 

血沃滇南

 

  1929年3月,个碧铁路工人在个碧路支部的领导下,举行全路工人要求增加工资的罢工斗争,并取得了胜利。李鑫通过赤色工会会员把个碧铁路工人罢工胜利的消息悄悄地在矿工中传播开来。工人们大受鼓舞,纷纷要求李鑫带领大家起来罢工。锡矿特别支部决定领导工人举行罢工,积极布置做好罢工的准备工作,一方面及时把情况报告个旧县委,请县委书记李静安转告迤南特别区委,请示省临委书记王德三;一方面暗中组织工人,发起要求加薪、改善劳动条件的罢工斗争。王德三批准了罢工斗争计划,并指示李鑫负责制定个旧锡务公司加薪斗争工作大纲。同时指示个旧县委组织手工业工人和店员及小学教师的斗争,声援马拉格矿的罢工。此时,个旧锡务公司本应结清工人上一年的工薪,但他们却借口锡价下跌,经营亏本,拒绝发放工钱。锡矿特支立即决定以此为罢工斗争的爆发点。

  1929年4月,李鑫、戴德明在个旧锡务公司马拉格矿领导发起了要求加薪、改善工作条件的罢工。罢工首先在索道工人中开始,戴德明领导组织了加薪委员会,斗争取得了胜利。接着,炼厂工人举行罢工。中共迤南特别区委制定了个旧锡务公司加薪斗争工作大纲,组织了由李鑫直接领导的矿山委员会,并根据当时工人的觉悟程度,从最紧迫的切身利益出发,向锡矿当局提出复工条件:工人工资太低,要求增加工资,并按月发给;必须保证每天有老妈妈汤(把黄豆磨碎煮成的汤汁)喝;矿山气候太冷,每个工人发给一件羊皮褂。在矿山委员会领导下,马拉格矿工人全体罢工,涌向矿长办公室,向矿长提出要求。矿长推卸说自己决定不了,需经公司总经理决定,他只能把要求反映给总经理,并要求工人们先下硐上班。李鑫当面揭露了矿长的阴谋,义正辞严地说不答应这3项要求,工人决不复工。在李鑫的周密组织和工人毫不妥协的斗争下,矿方被迫答应了工人的要求,持续5天的罢工斗争取得了胜利。与此同时,个旧城区小学教师也举行了要求加薪的罢教斗争,有力地声援了马拉格矿工的斗争。接着,李鑫在工人中酝酿争取8小时工作制、改善劳动条件的罢工斗争,并考虑发动武装起义,掀起更大的革命风暴。

  然而,矿工们蓬蓬勃勃的革命活动,引起了个旧锡务公司总经理陶继鲁的注意。李鑫利用民间小调编的革命歌谣传布很广,他与外地来往信件较多,而当时信件都是由总公司统一转发,由此引起了厂方的警觉。陶继鲁派出密探进行侦探盯梢,这些密探还混到工人中活动,千方百计打听领导者,弄清了李鑫等组织工人运动的情况。陶继鲁与矿警队长陶玉清密谋策划,准备抓捕李鑫等人。

  1929年4月,李鑫准备发动一次工人武装暴动,意图夺取马拉格的矿区武装,若暴动成功,可得枪百余支。当时仅马拉格已有六七十人的工人组织,加上其他2处私矿的工人共100多人,准备集会的第二天暴动。不料,一个“欀头”(技术工人)在酒醉后泄漏机密,引起公司管理人的警觉,即与国民党个旧县政府联络,派出武装,会同公司经理陶继鲁,包围了马拉格工房进行大搜查。敌人在搜查中,发现了几本地下党散发的秘密刊物,立即逮捕了公司内有嫌疑的李鑫、戴德明、杨逢春3人。陶继鲁曾任昆明高等师范附中校长,陶继鲁的心腹爪牙、曾任该校庶务的郭荣斋认出了施鸿祥就是原高师附中老师李鑫,系龙云政府下令通缉的共产党领导人之一。随后从搜出的联络文件上查出了个碧铁路蒙自机修厂巨柏年、吴镇祥写给杨逢春、田贵(戴德明)的信件及有关材料,公司电话通知蒙自机修厂。厂长袁植山即通知巨柏年和吴镇祥到个旧铁路总公司问话,他俩到个旧后即被拘捕。李鑫等人被捕后,党组织曾想尽办法组织营救,但没有成功。陶继鲁妄图以李鑫等人为突破口,以高官厚禄为诱饵,以此获取地下党的机密,李鑫等不为所动,陶继鲁凶相毕露,严刑拷打,李鑫等人大义凛然。蒙自大地主兼资本家、个旧锡务公司和个碧铁路的协理周伯斋,听到逮捕了李鑫、巨柏年等,马上向陶继鲁及国民党个旧县政府要求把他们解到蒙自来,镇压恐吓蒙自车站和机修厂的工人“闹事”,一方面又勾结蒙自道尹向龙云呈报共产党分子煽动工人罢工、暴动等罪名。龙云知道李鑫是朱旭的表兄弟,怕朱旭保释李鑫,下令蒙自道尹江映枢“就地正法”。5月11日,敌人将李鑫等5人押解到蒙自。江映枢刑讯诱降,李鑫等人视死如归。5月16日,李鑫、戴德明、杨逢春、巨柏年在蒙自被杀害。

  李鑫的牺牲,是中共云南组织的重大损失,使处在幼年时期的中共云南组织失去了一位杰出的领导人。但他的革命贡献被永远铭刻在了云南的历史丰碑上,他的革命精神为云南各族人民永远铭记。

  李鑫的崇高精神和精神风范,已成为代表那个时代革命精神的一面旗帜。跟他并肩战斗过或了解他的人,至今回忆起来,无不对他深怀赞誉与钦佩之情。

  首先,李鑫是一位刚毅坚卓的“实行家”。黄洛峰回忆说:李鑫这个人了不起,他是领导人之一,但不是坐在上面发号施令,而是深入个旧矿区当砂丁,深入群众,和其他砂丁一起下硐背矿。当时在我们当中,像他这样不避艰险的人,是独一无二的。刘执之回忆说:他是一个有能力、有学识、有专业技术,踏踏实实的人。他这种品质,就是在当时的旧社会,也很受到重视。他是农大毕业生,又是实业厅的视察专员,有相当的社会地位。但他能在个旧这个毫无基础的地方,每天下硐背塃,吃老妈妈汤,都是为了接近工人,是一个真正忠实于共产主义事业的很难得的实干家。

  其次,李鑫是一位不避艰险、勇于在艰难环境中开创新局面的革命“拓荒者”。吴少默回忆说:李鑫作为云南党的领导人,是一个艰苦卓绝的模范。他同工人打成一片,不分彼此,不怕苦不怕累,不怕脏不怕死。他为了改变知识分子面貌,我亲眼看到他整天光着身子在日光下曝晒,起泡蜕皮,用木炭水擦身,又蜕皮,又擦木炭水,这一点,我们都与李鑫差距很大。徐克回忆说:在黄茅山时,小尖子的矿硐很狭小,李鑫的个子较大,出入硐子很不方便,他还是克服困难,艰苦地开展工作。

  再次,李鑫有着高度的自我牺牲精神。马逸飞回忆说:李鑫是一个有着高尚情操的革命同志,他没有任何私心,没有考虑任何个人利益,一心一意为革命,他由一个西装笔挺的教员,一度成为衣着褴褛的砂丁,这是多么大的决心,多么了不起的毅力。吴少默回忆说:他不考虑自己,不怕一切,完全把自己贡献给党的事业,革命性很强。所以说,当时云南地下党员,最完整的就是李鑫。徐克回忆说:我认为他是我们当时革命队伍中最无私心杂念的一个好同志,他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从不考虑个人的利益,整天踏踏实实地埋头工作,不浮夸,也不喜欢别人浮夸。

  最后,李鑫身上聚积了真挚热情、团结友善的朴素情感和乐观豁达、严谨细致的人格魅力。张致中回忆说:李鑫是我们的优秀榜样,他那种热情、诚恳待人、勤勤恳恳的工作作风,不怕困难、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永远留在我们的心中。徐克回忆说:他对革命忠诚,从不因为暂时的困难而丧失信心。他对人诚恳、亲切,毫无架子,从不使人感到盛气凌人。李鑫真是那时期最好的一个同志,道德好,作风好,情操高尚,朴实待人。张增智回忆说:李鑫考虑问题细密,处理事情果断。胆识过人,机警诙谐,善于应变,能够和各种类型的人交朋友,打开复杂的工作局面,李鑫的活动在当时影响深广,他的足迹遍及城市、农村、工矿和山区,他给人们的印象是深刻难忘的,他为革命所做的贡献,他的革命精神和高尚品质更是永远值得我们铭记的。

  李鑫是中共云南组织的创始人,云南早期党的杰出领导人之一。他是一个将立言、立德、立行高度统一,并且将其推向上了一个众人景仰的人性高度的杰出革命者。在他身上体现了早期共产党人的许多优秀品质和崇高精神,这些优秀的元素,使他在云南的历史上立起了一座无言的丰碑。这些经他的青春热血、执著奋斗直至流血牺牲而历炼、积淀下来的优秀元素,都已成为党继往开来的优秀精神遗产。

  (杨伍荣撰稿,本网刊用时有所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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