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涛

发布于 2017-12-01 18:34:14

  杜涛(1901.9.23-1929.5.2),男,汉族,云南省红河州个旧市鸡街镇倘甸村民委员会倘甸村人,早期中共党员,革命烈士。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共云南省临委候补委员、中共蒙自支部书记、中共迤南区委委员、中共迤南区委书记,中共云南第一次代表大会代表。

  杜涛父亲杜毓春,字仲谦,清末岁贡生,曾任倘甸小学校长,性情耿直,为人豪爽,喜交朋友,颇具名望。杜涛全家生活来源,除父亲薪资外,还有自耕田3亩,基本满足温饱。杜涛母亲毛氏,协助料理家务。杜涛弟兄3人,长兄杜友荃,在家耕田,负担家中一切事务;次兄杜友菘,曾肄业于蒙自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后并入昆明第一师范),因家庭困难休学,曾在个旧务工及经商。

  杜涛初名友菊,字陶村,当时习惯以姓加字号第一字称呼,入中学后人多呼其为“杜陶”,后更名为“杜涛”。杜涛在堂弟兄中排行第六,幼时又称“小六”。

 

蒙自读书

 

  杜涛自幼随父在倘甸小学读书,1914年3月转学到蒙自县立高小就读,时年13岁。杜涛勤奋好学,刻苦钻研,进步很快,为以后的升学上进打下较好基础。

  1916年夏,杜涛从蒙自县立高小毕业。秋,考入蒙自十三属联合中学丙班(当时中学为中等教育,学制4年)。杜涛刻苦自励,夜读三更,鸡鸣即起,经常锻炼体魄,身体强健,精力充沛。习惯赤足,不穿鞋袜。中学时期,读古文读到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时,慨然感叹:“大丈夫就当如此。”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杜涛在其就读的蒙自十三属联合中学组织成立学生爱国会,并担任主席。他一面组织同学,宣传“二十一条”和“五七”国耻真相,以唤起民众;一面联合绅商学各界举行宣传大会,并亲自登台演说,每至言词沉痛时,声泪俱下,与会者无不为之感动。杜涛还组织日货调查队,到各关卡商店调查,以期禁绝日货,给日本以经济制裁。当时蒙自县商会会长杨春晖在蒙自西关外,开设义利祥绸缎布匹商店,贩卖日货。杜涛率同学约百人,冲入义利祥商店,查获日货红哗叽82匹,立即抬至西北城角之四川会馆,召开群众大会,参加者千百人,杜涛登台阐述抵制日货的意义,慷慨激昂,并宣布查获义利祥日货的事实,随后将查获的日货抬到北门外的广场上焚烧,群众无不拍手称快。一般商人以此为戒,凡有日货者,均严密收藏,不敢再行贩卖,市面日货遂告绝迹。

  蒙自十三属联合中学校长李文源对杜涛的举动甚为不满,借口杜涛无故缺课,关入“思过室”。杜涛同学汤兆文等多人,向李文源提出抗议:杜涛虽有缺课,但出于爱国热诚,情有可原,若因此而受到处罚,我等愿代其受过同入“思过室”。李文源不允,汤兆文等即闯入“思过室”,因室小人众,无法容纳,而室外站立者越来越多,李文源不得不将杜涛释放,并撤销处分。

 

组织劳工团和考入个碧铁路公司

 

  1920年秋,杜涛从蒙自十三属联合中学毕业,因家境困难无力再升学。冬,杜涛由于受五四运动影响,对“劳工神圣”深有领会,于是与友人陈绍稷(蒙自两等小学教员)、锐良(蒙自中法学校毕业)、张仲康等4人,自筹资金共同组织志成社(亦称劳工团),社址设在蒙自县城东门内节孝坊侧,大门头上书写“劳工神圣”4个大字,内设沐浴室、茶室、洗浆房,一切业务如替人擦背、代人洗衣、挑水、倒茶等,均由杜涛等4人亲自动手,目的是树立劳动观点、提倡人人劳动。劳工团订阅《新青年》《每周评论》《尚志》《滇潮》等杂志和报纸供群众阅读,暗中联系进步青年,宣传“打倒军阀、打倒土豪劣绅”“实行耕者有其田”等进步思想,抨击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等危害人民,揭露政治腐化、军阀专横。于是“劳工团”越来越为人们熟知。

  不久,省长公署获报后,即密令蒙自道尹何国钧转蒙自县公署严饬警察局局长范云卿派警察会同宪兵等,对劳工团严密查探。范云卿于民国初年曾任教于蒙自两等小学,与蒙自青少年多属师生之谊,直接间接都与杜涛等有关系,于是呈复蒙自道署,称杜涛等无不轨之行,只将劳工团查封了事。杜涛于是失业,后经友人介绍,受驻蒙英美烟草公司总经理、加拿大人廖司艰私人之聘,教授国文,以所得薄酬维持生活。

  杜涛既无力升学,加之劳工团被封,加拿大人聘资又微,亦非长策。正欲另找出路之际,适值个碧铁路公司为延伸鸡街至建水、石屏一段铁路,招收见习生,杜涛前往投考并被录取。杜涛于是辞去洋商之聘,到个碧铁路公司鸡街至建水段第三分段麻栗树(属建水、与倘甸毗连)任见习土木工程技术员。

  杜涛考入铁路公司后,既有固定工资,又有固定工作,生活较为安定。杜涛一面钻研业务,一面阅读进步书籍,在业务上颇得分段监督郭质民好评,认为杜涛成绩优异,深造可期。不久,分段监督易人,新任者为郑文利。一日,郑文利偶到施工地点视察,发现杜涛正在看一种工程书籍,甚为不满,盛气指责:“你在此应专心工作,如果要看书,不如回家去读书吧。”杜涛见郑文利官气十足,言语粗暴,即断然答以“我早已有心去读书,既如此,请即准我长假”。于是报准辞职,准备出省升学。在此期间,杜涛与表妹毛丽泉结婚,杜涛时年21岁。毛丽泉毕业于个旧县立女子速成师范,后任蒙自女子小学教员。

 

出省学习

 

  1922年冬,杜涛辞去铁路公司职务后,决定北上求学。当时杜涛父母均已去世,家事由长兄杜友荃主持,经征得两兄同意,变卖家中唯一的自耕田3亩,除偿还因办理母亲丧事的欠账外,余款即作杜涛出省费用。杜涛在外费用,除兄杜友荃愿尽力接济外,也有部分亲友愿意资助部分学费。此时,妻子毛丽泉也将毕业于女师,毕业任职后也可以负担部分学费。学费既有着落,一切安顿就绪,杜涛遂辞别亲友,于1923年春初北上求学。

  杜涛抵沪后,先在上海青年会补习约三四月,因厌恶基督教青年会奴化教育及上海腐化生活,遂赴南京东南大学暑期补习班补习。

  1923年夏,杜涛计划上大学,但报考数校,均未录取,仍在南京继续补习,准备再考。1924年夏再次报考之后,依然名落孙山。杜涛在南京补习期间,阅读邵力子主编的民国日报(国民党左派报纸)及其副刊登载的瞿秋白、恽代英等所写文章,非常欣赏。又看到《向导》等进步书报,更加兴奋。于是长期订阅,视如珍宝,爱不释手。由于杜涛已受五四运动思想启发,又经常阅读进步书刊,思想上发生很大转变,政治上不断成熟。由于经济困难,杜涛还是总想考取一所国立大学,一方面可以进一步学习各种科学知识,将来为国家为人民多做贡献;另一方面可以领取云南省每月的公费补助,或汇水减半优待,以安心求学。

  杜涛在南京2次报考,均遭失败,于是决定改变计划,于1924年9月转赴北京求学。杜涛在北京补习期间,与共产党员王德三、张经辰、杨一波等同乡结识,成为志同道合之友。1925年,杜涛参加以王德三等为主要负责人的云南革新社。
1926年春,杜涛考取沈阳的奉天医科大学。杜涛在北京时,住于小公寓中。即将离京赴沈阳就学时,共欠公寓房租、伙食费四五十元,无力偿还。有人劝杜涛“何不一走了之”。杜涛慨然答道:“我光明磊落,来清去明,纵然再穷,也不做此问心不安之事。”于是请蒙自同乡万物贞(北京大学学生)担保后,方离京赴沈阳。
  1926年4月1日,杜涛进入沈阳奉天医科大学学习,取得部分公费补助,生活稍觉安定。杜涛决定一面安心学习校内学科,一面仍努力阅读进步刊物,寻求革命真理。
  1926年7月间,杜涛突遭不测。杜涛平时为锻炼身体,夜间往往开窗睡觉,忽一日早起,所有衣物箱笼已全部不翼而飞,睡前脱下的随身衣服也被窃去,杜涛此时真有啼笑皆非之感。继而想到公费补助仅够一半开支,家乡汇款又希望渺茫,过去同班闽籍女生某君慕杜涛为人,在经济上有所接济,但长期受人补助,亦非善策。再加上其追求的革命理想,尤其到校后,身受日本帝国主义之奴化教育,心情愤慨,决意就此机会,停止学业,另辟天地,以谋加入共产党的途径,实现平生愿望。于是伪请短假,赴沪求助表兄毛增龄(家颇富裕),在沪略制随身服装后,毅然离沪赴粤,投靠已由京迁粤的新滇社。其时,滇籍共产党员王德三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兼领导新滇社工作,因王德三的关系,杜涛得以进入广州大沙头政训班学习,同时亦常到毛泽东主持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听课。由于努力学习,立场坚定,遂在学习期间加入共产党,平生愿望,得以实现。杜涛成为滇南地区第一个共产党员。经过政训班短期学习后,杜涛于1927年2月随王德三从广州回滇,时年26岁。

 

组建蒙自共产党和国民党组织

 

  1927年2月,杜涛回到昆明后,主动要求回家乡蒙自开展革命工作。抵蒙之初,杜涛到蒙个联合中学任英文教师。他在蒙自两等小学举行半公开的学术讲习会,每周一至二次,吸引了一批向往革命、追求真理的蒙自两等小学教师及青年知识分子。他将这些进步青年组织起来,向他们宣传孙中山提出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讲述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揭露军阀、地主、资本家剥削劳动人民的秘密,宣传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传播马克思主义。每次集会结束,杜涛都要带领大家唱国民革命歌或国际歌。杜涛还将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以及《新青年》《先驱》等书报送给这些进步青年传阅。蒙自两等小学校长缪光宇思想进步,对杜涛的革命活动,表示同情,因此杜涛商借学校教室开会,无不慨然应允。

  杜涛经过观察和培养,于1927年3月介绍洒戛竜小学教师李国栋加入中国共产党,发展陈德性、尹秉彝、汤兆文、康锡禄、李绍夔、杜天泽(杜涛胞侄)等加入共青团。同月,经严英俊介绍,缪光宇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7年4月,经中共云南省特委批准,中共蒙自支部正式建立,杜涛任书记。中共蒙自支部直属省特委领导,是云南省第一批建立的县级基层党组织。

  1927年4月末,中共云南省特委委员李鑫以中国国民党云南省临时党部(左派)执行委员的身份到个碧铁路沿线的蒙自、个旧一带指导工作。其间,李鑫先到个旧劝学所给国民党党员作政治报告,然后到蒙自指导杜涛组建国民党蒙自县临时党部(左派)。杜涛在临时党部先任指导员,后任农工部部长;时任蒙个联合中学校长的共产党员缪光宇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并任国民党蒙自县临时党部常务委员,负责学生运动。杜涛借用教育局地址作为国民党蒙自县临时党部的办公地点,内设工人、农民、组织、宣传、青年、妇女、商民、秘书等部门,选择参加学术讲习会的部分蒙自两等小学教师及优秀青年作为工作人员,分担各部工作。杜涛、缪光宇利用在国民党蒙自县临时党部任职的身份,委派共产党员、共青团员深入农村、工厂、学校、铁路沿线车站等,着手组织和领导农民运动、工人运动、妇女运动、学生运动。

 

组织和领导群众运动

 

  中共蒙自支部建立前后,杜涛派党、团员到倘甸(当时属蒙自)和小东山村开展农运工作,在两村分别建立农民夜校。杜涛亲自为参加夜校的贫苦农民讲课并将革命道理贯穿始终,深入浅出,启发农民的觉悟。杜涛等还教农民唱《打倒列强、打倒地主》《准备暴动要齐心》《烈士歌》等革命歌曲。

  1927年春末夏初,倘甸旱灾严重,粮商猖狂投机,富户高利盘剥,官府不顾农民死活,贫苦农民走投无路。杜涛领导农民有组织地向两家富户借粮。富户不但不借,反而到县政府诬告,县政府派来差吏弹压借粮群众。杜涛指导借粮群众质问差吏:“百姓遭灾荒,官府不过问,我们为生活,向囤粮满仓的富户借粮,而且正大光明地写了借粮名册和数目,并说明秋后就还,而富户关着满仓的粮食不借,却反告农民,难道眼睁睁看着我们饿死不成?”差吏被问得哑口无言,富户只得把粮食借给农民。这场有理、有利、有节的借粮救荒斗争,帮助60多户农民勉强度过了夏荒。

  在共产党人的启发和引导下,农民的觉悟很快得到提高,在倘甸坝和小东山村建立起迤南地区第一批农民协会。倘甸坝分别在倘甸村、甸头村、龙潭口村各建立1个农民协会小组,会员共有19人。杜涛还设法弄到5支步枪,用来武装农民协会。1927年4月,蒙自县农民协会建立,蒙自成为云南省建立农民协会最早的11个县之一。6月,杜涛又在小东山村关圣庙举办训练班,培养党团员和农会干部。中共蒙自支部建立后短短几个月内,蒙自县小东山、倘甸、大屯、落龙庄、灰土寨、攀枝花、十里铺、魏家寨、余家寨、小红寨、土官村、大红寨等村寨相继建立农民协会。

  在开办农民夜校的同时,杜涛等还在蒙自开办工人夜校,自编教材,动员工人到夜校读书,仅个碧铁路蒙自车站和个碧铁路蒙自机修厂就有近30名铁路工人到夜校听课。杜涛在向工人传授文化知识的同时,揭露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秘密,鼓励工人团结起来,为废除人吃人的剥削制度,争取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彻底解放而斗争。在杜涛等党、团员的启发引导下,参加过夜校的工人在滇越铁路碧色寨车站、个碧铁路蒙自车站及蒙自海关的工人中广泛串联。杜涛介绍个碧铁路蒙自机修厂的朱寿康、吴镇祥等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6月13日,在中共蒙自支部的指导下,蒙自海关工会成立大会在县城东门外公开举行。大会邀请各界人士参加,杜涛以国民党蒙自县临时党部农工部部长的身份出席大会并演讲。在蒙自海关工会的影响下,滇越铁路蒙自碧色寨装卸工会随之诞生。

  杜涛还在蒙自县城回春街10号创办平民女子读书班,招收了全美珍、毛丽容等20余名女生。平民女子读书班分初小、高小2个班,设语文、算术、常识、音乐等科目。杜涛自编教材,利用晚上的时间授课,同时还教唱革命歌曲,宣传男女平等,号召妇女冲破封建牢笼,勇敢投身革命,为争取自由、平等而斗争。觉醒的妇女相互串连,反对千百年来形成的封建礼教,勇敢地喊出了男女平等的口号。1927年3月8日,杜涛等在蒙自县城南门外新剧院组织召开纪念国际妇女节大会,到会妇女2000余人。杜涛作大会演讲。散发大会宣言,会后组织大游行。游行队伍沿街散发传单,高呼“拥护工农利益”“拥护三大政策”“集会结社自由”等口号。许多妇女主动参加到游行队伍中,以至后来增至六七千人。这是蒙自县从未有过的一次妇女大集会。4月,在中共蒙自支部的领导下,云南省妇女解放协会蒙自分会正式成立,会员200余人。

  中共蒙自支部建立后,委派党、团员和积极分子深入城乡各中、小学校活动,建立学生会,并通过学生会引导学生读进步书籍,唱革命歌曲,演进步剧目,逐步启发学生的觉悟。1927年7月14日,在中共蒙自支部的领导下,蒙自县学生联合会成立大会在县城土主庙(今蒙自第二小学)举行。参加大会的有城区中、小学校及新安所、大屯等地师生约3000人。杜涛、缪光宇在大会上演讲。大会演出话剧、歌舞及其他文艺节目,还组织宣传队到街头张贴标语,手执小旗进行反帝反封建宣传,吸引了许多观众。

 

小东山暴动

 

  1927年7月下旬,蒙自道尹陈鹤亭打着防匪防盗、保国安民的旗号,借机发展自己的势力,组建迤南民众保安会,并任会长兼保安司令,周子佑任副司令。为掩护、巩固和扩大革命阵地,杜涛经中共云南省特委同意,利用与陈鹤亭、周子佑在个碧铁路公司有过交往的有利条件,打入迤南民众保安会,先后担任民众保安会司令部副官处副官及政治处宣传股股长等职,以此公开身份往来城乡各地,暗中联络同志,发展革命势力。

  1928年初,滇越铁路石头坡车站(黑龙潭车站)附近铁路两旁护路树被人偷砍。当时,蒙自小东山农协会会员高自明因房屋被烧毁重新建房,刚好使用一棵新木料,石头坡车站路警分局长金才有派人调查后,误指高自明为偷树之人,遂将高自明逮捕拘押于石头坡车站路警分局。小东山农协会派人到保安司令部报告杜涛,杜涛、缪光宇与刚到任3天的蒙自县长肖荣昌商议,决定去函石头坡车站路警分局,证明高自明是善良农民,绝非偷砍树木之人,请予释放。杜涛让缪光宇与共产党员林某(蒙个联合中学学生)持函前往石头坡车站路警分局交涉,金才有答复:案件已上报开远路警总局及滇越铁路公司,待再报告批准后,次日释放。但高自明第二天未见放回,刚巧路警分局因搭盖柏枝坊纪念云南光复日,派路警10余人到小东山及后山打马坎一带砍伐柏树及枝叶,农民看见后群起质问,反被路警辱骂,群情激愤,于是再次进城报告杜涛。杜涛召开党团员紧急会议,决议一方面救出高自明,一方面质问路警分局滥伐树木。于是,杜涛率党团员至小东山、布衣透等村发动农民200余人,各带锄头、扁担、棍棒、梭镖等物及少数枪支,直奔石头坡车站,向路警分局提出质问:“拘押无辜农民高自明为何不放?在农村周围滥伐树木,该当何罪?”路警分局局长金才有大模大样,恫吓农民,还指着杜涛说:“你敢聚众闹事,来人!把聚众闹事的抓起来。”杜涛忍无可忍,一声喊打,叫农民“先下他们的枪”。金才有气急败坏,边掏枪,边吼道:“开枪”。金才有枪还未响,就被农会领导孔发贵一棒把金才有的手枪打落在地。金才有想拔出佩刀顽抗,孔发贵抓住他的右手朝后一扭,乘势踢屁股一脚,金才有跌了一个“狗抢屎”,爬起来一颠一跛地跑了。农民乘势蜂拥而入,见警察就打,全部警官警察二三十人,被打得落花流水,头破血流,逃避一空。他们随即打开看守所门救出高自明,又将路警分局办公桌及桌上签筒、笔架及办公用品笔墨纸砚等尽行捣毁,然后从容集队,向法帝国主义车站示威,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帝国主义走狗”等口号,车站内法国人及其爪牙站长、办事人员,看见组织起来的农民声势浩大,莫不关门闭户,不敢露面,并有从后门逃出者。杜涛随后率队高唱凯歌而返。路警分局及车站怕农民再度来袭,昼夜防范,并急电报上峰求援。滇越铁路全线大小分局及大小车站,皆为震惊,严加戒备。

  这次小东山农民的武装反抗斗争,被称为小东山暴动。它是中国共产党在云南组织领导的第一次武装斗争,它的胜利鼓舞了蒙自周边农民群众,他们纷纷加入农会,团结起来进行斗争。

  小东山暴动后,黑龙潭车站路警分局打听到暴动带头人是杜涛,便以“纠合农民劫走犯人,谋为不轨”等罪名,呈报开远铁路路警总局长陆亚夫,陆亚夫据情函请蒙自县长肖荣昌查办,肖荣昌将原函交缪光宇转杜涛阅后,嘱杜涛将经过情形具文声明,由蒙自县政府转陆亚夫,以便了结此案。杜涛说:“既然已经干了,何必还要声明?”竟置之不理。肖荣昌再托保安副司令周子佑向杜涛催促,也无结果。不久,国民党云南省政府发出通缉令缉捕杜涛,国民党蒙自县政府奉令缉拿,杜涛也被免去迤南民众保安会的一切职务。杜涛为保安全,不得不暂避一时,由蒙自县城返回家乡倘甸,暂避风头。

 

阿加邑秋收暴动

 

  1928年4月,省临委在蒙自召开迤南区第二次党员代表会议,改选迤南区委,杜涛任区委委员。6月,迤南区召开第三次党员代表会议,对迤南区委再做改选,杜涛任书记。

  1928年10月13日,中共云南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蒙自县查尼皮村举行,杜涛出席会议并当选第二届省临委候补委员。大会作出发展农村武装、准备秋收起义的决议,决定在阿加邑(又名加依)组织秋收暴动,攻打附近的文山县老寨(今属蒙自市)大地主甘寅东,夺取其60多条枪、数十匹骡马,然后将这片地区开辟为游击区交通站。

  阿加邑村位于蒙自、靖边(今屏边)交界处,时属靖边县管辖,距大地主甘寅东所在的老寨25公里。阿加邑一带的土地都为大地主甘寅东所有,当地群众都是他的佃户。佃户因交不起租,甘寅东常带人到阿加邑追租逼债,将佃户们赖以生产的牛马拉去抵债,佃户对其早已恨之入骨。蒙自党组织对农民运动的宣传发动工作由查尼皮延伸到阿加邑一带后,佃户们十分高兴,迫不及待地要求共产党领着他们干革命,而且要大干。

  为领导好阿加邑秋收暴动,中共云南省临委指示:一、此次斗争仍是抗租斗争,不过因为田主、佃户双方都有武装,有发展为武装冲突之可能;二、此次斗争应该是群众的行动,要发动广大群众起来参加,在斗争中要注意扩大党及群众的组织;三、在斗争中要注意使土地革命的宣传深入农民,如有割据的可能,应即执行土地政纲;四、发动群众要注意工农联盟之宣传,工作布置也应以工农能真正联系起来,保证无产阶级之领导权;五、在斗争区域内,应尽量杀戮豪绅及一切反动派;六、要保障斗争的胜利,要特别注意拆散敌人的力量。

  省临委成立了由杜涛任书记,陈廷禧、李开文、马逸飞、左建章等11人组成的行动委员会,直接组织指挥阿加邑秋收暴动。行动委员会分析了当时的形势,认为暴动时机已经成熟:一是阿加邑一带的农民已初步发动;二是滇军驻蒙自第一○○师张凤春部已赴临安围剿土匪吴学显,双方正相持不下,蒙自驻军仅300人,抽不出兵力对付暴动武装;三是彝族头人祝天佑正纠集数百人从查尼皮附近的猛拉、鸣鹫向甘寅东的武装进攻;四是芷村车站工人有联合罢工的迹象。行动委员会随即在阿加邑村召开有蒙自、屏边2县40个村寨共200余名农民代表参加的会议,决定于1928年10月31日,以云南民间“吃大賨”(农村有事需要大家商议时,由农民各自出钱合伙吃饭,一起商量,称为“吃大賨”)为名,集中2000余人的队伍攻打文山老寨大地主甘寅东。待暴动成功,即建立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由彝族党员李开文任师长,建立苏维埃政权。会后,行动委员会派人到阿加邑、石马脚、老寨、查尼皮一带开展秋收暴动的宣传,组织武装力量,并制作了工农革命军印鉴、红布符号及数面红旗,印制了行动委员会的宣言及《时候到了,小家起来杀田主》等文告,作为发动群众的檄文。

  由于计划不周密,组织不严密,消息走漏,芷村大地主获知后便千方百计恐吓群众。此时滇军第一○○师张凤春部已回防蒙自,部分群众产生畏惧心理。加之暴动前夜天降大雨,山洪暴发,路有阻隔。这些因素,对暴动产生了不利影响。1928年10月30日夜,只有查尼皮、小东山、倘甸的农民武装到达阿加邑村。10月31日晨清点人数,连同阿加邑、老寨的农民武装仅250余人。部分前来参加暴动的农民看到人少,对起义失去信心后便自行回家,最后剩下的农民武装不足百人,行动委员会决定终止暴动计划。

  1928年12月11日,省临委第三次全委会议总结阿加邑秋收暴动的教训,作出了《临委对阿加邑斗争的决议案》,肯定阿加邑秋收暴动“是我们党在云南(被)‘清共’后,第一次用土地革命的口号号召农民,在暴动的政策下领导农民的第一次斗争,给予云南党部一些斗争的实际经验与教训”。《决议》认为斗争失败的教训,一是领导者“没有详细的估量政治环境”,甚至斗争目标也不明确;二是“群众的基础非常薄弱”,群众没有把这场斗争看成是自己的斗争;三是“党的领导不坚决”,关键时候“动摇犹豫”;四是党“不懂得群众的要求,不了解领导群众的方式,不注意群众的政治调动”,而只是忙于军事布置和人数编制;五是“技术的准备也不充分”。

 

被捕与牺牲

 

  阿加邑暴动虽然没有成功,却使国民党反动派惊恐万状,他们派人跟踪起义负责人杜涛。1928年11月7日,杜涛到滇越铁路迷拉地车站与刘林元研究重整队伍再行举事后,返回到迷拉地车站旁的铁路桥上时,被团丁逮捕。

  杜涛从广东返回蒙自后,住在位于城内土主庙街的长兄嫂家中。杜涛被捕后,其侄杜天泽接到组织上关于“杜涛被捕消息及防范搜家”的紧急通知,立即将杜涛留在家中的一切重要文件、书报刊物及召开群众大会的相片,妥密收藏,无关紧要的全部焚毁。待团警来家搜查时,任何有关片纸只字一无所获。敌人欲逮捕杜涛妻子毛丽泉,一并法办。当时毛丽泉方生子不久,杜天泽获此消息后,将毛丽泉母子送往乍甸,暂住毛丽泉父母家中。

  杜涛被捕后在芷村关押2日,于1928年11月9日押解蒙自。抵达国民党蒙自县政府外时,杜涛大堂叔杜乔椿(时任县财政局长)因公入县政府,正遇杜涛被押解到大门口,惊诧之余,即举手指着杜涛大骂:“小六,我常对你训诫教育,你不听我言,致罹今日之祸。”杜涛答:“我只知革命,不知其他。”其叔问:“你革什么命?”杜涛大声答:“我们革命,首先打倒你们劣绅土豪,官僚地主等剥削阶级,为人民谋求幸福。”其叔勃然大怒,亲手打杜涛一记耳光,连声大骂“混蛋、混蛋”,愤然离去。

  杜涛先是被关押在蒙自刑讯,后被押送昆明由龙云亲自审问。杜涛有胞姐梦璞,出赤金手镯一双交其侄杜天泽并命其随杜涛进省,沿途照料杜涛,并嘱其想办法营救杜涛。抵省下车时,杜涛对杜天泽说:“此次有你同来,甚是欣慰。我早将生死置之度外,无论他们如何对待我,我决不会屈服。万一不幸,可告知你六婶(杜涛妻),勿受旧礼教束缚而为我守节,致误青春,更不必为我悲痛。”杜天泽泪潸潸下,杜涛则若无其事,昂首而行。杜天泽在昆四出奔走,辗转托人寻得龙云之妻李培莲打通关节,再找同乡王西平(原名振甲,字欲申,曾任卢汉第九十八师政治部主任,时任军法处长)为杜涛斡旋。王西平对杜天泽说:“龙云有爱才之意,今既有各方托情,已允从宽处理,待提讯后,即可分晓。”

  杜天泽闻讯后,驰赴狱中告慰杜涛:“事已有望,若上峰提讯时,望叔相机应付,顺风转舵,只要留得生命,他日再图不迟,请勿再执拗为善。”杜涛正色说:“有把握否?有则谈,否则罢。”杜天泽说:“有把握。”杜涛问:“能否做到不写悔过书?”杜天泽答:“曾谈过此事,问题不大。”杜涛说:“恐无此简便之事。”

  杜涛被押解到省后,先押于五华山看守所,后转押于钱局街陆军监狱,前后经龙云派其军法处长6次审讯,逼供所谓党羽名单及活动情节,屡经威胁利诱,杜涛始终答以:“活动则有,党羽即无,要杀要砍听便,要问其他口供,一点没有;为国家,为人民,为革命,党羽就是我一人。再问几十次,也只这一点。”后经严刑拷打,极尽残酷,仍无法取得杜涛口供。

  1929年阴历三月中旬,杜涛在狱中接到杜天泽书信后,回信说:“铁窗风味,备受凌辱,令人难忍。我已下定决心,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从此将与家人永别矣。望告知汝亲人们,不必以我为念,也毋庸为我悲伤。人生孰能不死,只要死得其所,问心无愧,死又何足惧。何况为革命而死,更是我分内之事,我应尽之职责,死亦无憾,若怕死,革命又何能成功呢。别矣,泽侄。”

  不久,龙云亲自提审杜涛,欲从杜涛口中,探查王德三、张经辰、吴澄等活动消息,以图一网打尽。龙云伪作对杜涛重视关怀,问杜涛:“你是共产党员否?”杜涛答:“是。”龙云说:“你们的革命目的何在?”杜涛答:“我们革命之目的,首先要打倒你们反动统治阶级与祸国殃民罪恶滔天之大军阀、大土司、大官僚及封建地主剥削阶级,然后建立人民的新中国,逐渐达到共产主义社会。”龙云说:“你将王德三、张经辰、吴澄等人的活动情况供出,即可将你开脱,留你性命。”杜涛答:“谁叫王德三、王德四,张经辰、张神经,我一概不知。”并连声大呼“打倒军阀、大土司!”等口号。龙云再问:“杜涛,你是否害过神经病?”杜涛答:“我从来头脑清醒,何来神经病,要你才神经。今日既为你们所执,要杀就杀,何必多问。”龙云仍欲从涛口中得出口供,佯作善意而告杜涛:“你多考虑,最好写一悔过书,就可保全性命,释放出狱。”并令左右取纸笔交涛,杜涛接纸笔在手,将纸撕碎,掷笔于地,踏笔两脚,昂首怒视龙云说:“我哪里是写悔过书的人,我怎么会向你们反动派低头!你看错人了,要杀快杀。”并连续大呼口号“共产党万岁!”龙云恼羞成怒,逐顾左右吼叫:“拖出去!”于是宣布杜涛死刑。

  1929年5月2日,杜涛被绑赴昆明城西北角近郊地台寺地台刑场。杜涛沿途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大军阀!共产党万岁!”等口号,或高唱国际歌。路过东院街(今光华街)时,见亲戚刘嘉铨在路旁,从容大声道:“刘嘉铨,你们替我带个信,叫他们(指杜涛家属)来收尸,我虽死,但精神不死。”在刑场上,杜涛身中一弹后,还奋起高呼“共产党万岁!”杜涛牺牲时28岁。

  杜涛殉难时,其侄杜天泽已返乡月余,无家属在昆收敛遗体。亲友虽多,但惧受嫌疑,不敢出面为杜涛收敛遗体。杜涛牺牲3天后,才由堂叔杜蔚椿出资雇人备棺,秘密殓尸,葬于地台寺附近。收殓时,杜涛遗体已被野狗吃去一手一足肌肉,状极凄惨。

  杜涛殉难后,其兄杜友荃1个多月后抵达昆明,将杜涛遗体及血衣火化,盛以木盒,带回蒙自,再易瓦罐,安葬于西关外近郊瓦渣地祖茔内其母毛氏墓侧,现安葬于蒙自革命烈士陵园。

  杜涛牺牲后,其妻毛丽泉由于过度忧愤,数月后离世,其仅有2岁的儿子杜凌云交给外婆抚养。杜凌云饱尝人世沧桑,长大后参加革命工作,曾任思茅地委宣传部副部长,已去世。

 

杜涛诗词

 

  杜涛喜欢作诗,并习惯记日记,所有生前阅读的书籍、诗稿、日记本以及在上海、南京、北京、沈阳、广州等地函件等,在杜涛牺牲后,由其侄杜天泽密藏于蒙自。后杜天泽经商于碧色寨车站,携眷随往,蒙自家中无人,被邻居一少年全部偷窃出卖,事后已无法追究。以下是杜天泽忆诵的杜涛诗作:

其一

国已不国家何家,萍踪浪迹走天涯。

一片丹心为革命,誓将头颅报中华。

其二

国势阽危已堪忧,遍地腥膻无自由。

救亡图存惟正义,人民力量何须愁。

其三

一旦成功举世惊,十月革命奋人心。

马列主义传真理,以俄为师步后尘。

其四

列强魔爪遍中原,河山破碎徒瓦全。

专制独裁窃政柄,地主豪绅欺小民。

工农大众尽牛马,深仇积怨气不平。

同心协力闹革命,誓死推翻旧政权。

(中共红河州委党史研究室根据李茂永撰写的文稿及相关史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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